㈠ 郎咸平是怎么从“郎监管”堕落到与骗子同台的
http://news.ifeng.com/a/20160412/48433904_0.shtml
昨天，郎咸平与上海快鹿之间的关联被媒体证实。纵观郎咸平十几年大陆创业史，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直言书生，变成镁光灯下的明星学者，再到目前频频与骗子同台，郎咸平本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郎咸平（资料图）
最近郎咸平一定很苦恼，因为一直有媒体说他和《叶问3》票房造假的快鹿集团有关联，昨天更是有调查媒体将这一层关系证实。
真的是很不给郎教授面子，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说人家和骗子同台也太影响人的公信力了。
不过看看郎咸平这十几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直言书生，镁光灯下的明星学者，为啥会“堕落”到与骗子同台呢？
曾代表中小股民疾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十五年前，刚刚出名的“郎监管”恐怕没有这样的苦恼。是时，郎咸平刚刚到大陆发展不久，担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2001-2003），之后半年，郎咸平携手《新财富》创下“郎骂”的名声，其犀利辛辣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郎咸平首创“研究型报道”，并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
当年的郎咸平是这样工作的：“假如说是10个董事，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新疆，我们就派助理到这10个城市的工商局把资料调出来，再看它的股东、董事是谁。这个工作做了3个月。我们带了律师去，资料上都有各地工商局盖的公章。通过这种功夫，一个庞大的邪恶帝国浮出水面了，整个一场制造资金黑洞的前奏！”
为此郎咸平颇为自得：“我们所用的资料都是他们自己公开披露的信息，要用这些信息来证明其中的矛盾，没有‘两把刷子’是不敢的。”即使反对他的经济学家也承认：郎咸平的财务分析是一流的。
当时德隆系资本市场第一猛庄之称,一度涉足几乎所有金融行业。所以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痛骂德隆，说“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举世哗然。而他2003年在演讲中又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一语成谶。
“当我证明德隆是错的以后，多少企业感到震惊！这就是我的市场！”郎咸平从此被当作中小股东代言人，博得“郎监管”之名。而在网络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
成功预言德隆的倒台后，郎咸平又大胆抨击TCL、海尔、柯林格尔等一系列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当时“国退民进”的争论中，他也屡遭围攻炮轰，但他依然故我，词锋尖锐。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他代表中小股民大声疾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郎咸平批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顾雏军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以格林柯尔为案例讲述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资产被私人所侵吞，致使股市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倡导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而应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
郎咸平当年的道德感觉是这样的：“从2003年底2004年开始，社会、舆论对我的期许非常高，对我个人品格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完全独立，不然怎么替中小股民说话。”在采访中，郎咸平直言自己想成为真正的“郎监管”：“如果我来负责国企的话，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中心进行改革，建立一个职业经理人制度，政府强力监管、信托责任和激励三者并行。”
在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任田采访时，郎咸平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所学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义无反顾地冲击，永不言败，没有任何妥协，其实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目的就是想引起政府的震动，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
这个阶段的郎咸平被媒体描述为“瞄准大型国企产权改革大胆开炮的愤怒书生”。
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指出：“郎咸平没有把‘国资流失’研究诉诸经济学界，而是诉诸媒体，由此可见呼吁的不是学界，而是公众的反应，是炒作。”
而郎咸平表示：“我就是要呼吁公众意识的觉醒，来推动我的主张实现。我根本就不稀罕经济学家对我的肯定，我真正稀罕的是民众和企业家对我的肯定。”
于是在报纸上、网络上，甚至在他主持的电视“脱口秀”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的郎咸平。
“我要做经济学领域的谢霆峰”
郎咸平的这一面也常常被人提及，被人议论。
少年郎咸平初中成绩差、被分到不能升学的“放牛班”，每次升学、考试都是莫大的难题，即使从沃顿商学院归来，去太大申请工作也竟然被拒。《新民周刊》的描述：“过多挫折、过多压抑让郎咸平比常人更渴望成就。”判断自己在海外和香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郎咸平转战大陆。
据描述，当时“他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打招呼，学生、记者围着他追问，大企业家见到他又敬又畏，圈内人有事都会给他打电话。郎咸平兴奋地奔走于课堂、讲座与电视主持之间。”
他的一位助手说：“郎先生太享受这种当明星的感觉了，他天生就喜欢被人推崇和簇拥。”郎咸平自已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
郎咸平（资料图）
对自己成名成腕的强烈欲望，郎咸平倒也不否认：“我要做经济学领域的谢霆峰。”也正是这一点让人诟病。
郎咸平确实堪称“经济摇滚”明星，媒体描述“他的前卫、尖锐、颠覆性以及在公众中受欢迎程度足以让崔健黯然逊色。”
他曾经说过：“语言需要包装，局部放大，把你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和女明星是一样的。”
2009年他在采访中自况：“这一两年可能算是我由学术开始向大众化转型的阶段。以前在象牙塔里做文章，到了这一两年慢慢爆发了，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爆发。我发觉我的外在也好、学养也好，可能更适合在镁光灯下发挥，把这些复杂的问题用非常简单的、平易近人的语言，我个人称之为“百姓经济学”的方式向公众传播。”
随后数年间，郎咸平经历了更彻底的转型，凤凰财经曾专门总结：“短短数年间，郎咸平从籍籍无名到大名鼎鼎。而这期间，郎在公众面前表达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转向：从技术性的财务分析到战略家的指点江山，再到碎片化的时评家。这两次转向正对应着社会情绪的起起伏伏。或者说，是郎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把握。”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偶尔会在采访中提到“一看就知道受众是什么样的人”、“我在不同场合讲不同的话”。
郎咸平这一阶段的文章包括“美国正通过三大战争殖民化中国经济”、“奢侈品市场火爆是经济更大危机的前兆”，而最能体现郎咸平敏感嗅觉的是专访郭美美。
郎咸平因采访郭美美母女而成为受关注的“娱乐人物”
2011年6月，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广泛关注。8月，郎咸平就在《财经郎闲评》节目中，对郭美美母女进行了独家专访。
节目中，郭美美母女用炒股的故事解释巨额财富的来源，引发了潮水般的讨论质疑。而一贯犀利的“郎大炮”，在当期节目中的表现也让人们大呼有失水准，有刻意为郭美美“洗白”之嫌。知情者透露，郭美美母亲郭登峰还是郎咸平的粉丝。
经过这么一闹腾，郎咸平颇为尴尬，在这一问题上缄口不言。而不少旧日粉丝态度也颇为失望。某家电连锁商高层以“SAP牧童”的名字在微博上发言说，以前对郎先生的言论大部分还是持赞同观点的，这次看完其采访视频后，那真是百感交集啊，郎咸平，你怎么了？！甚至有网友引用李敖的话表示不满———“郎咸平越来越不靠谱了……”
这个阶段的郎咸平正是“在镁光灯和鲜花掌声不离左右的前学者今明星”。
为多家融资公司“站台” 出场费一次60万
大概是为了把名声变现，郎咸平穿梭在各类经济投资类讲座之中，期间给泛亚等大型融资平台“站台”并不在少数。
据中国讲师网信息，郎咸平的出场授课费为25万，而另据行业内人士透露，郎咸平的出场费在2014年已经达到60万，堪称近几年最贵的经济学家，位列“最能挣钱的学者”之一。
郎咸平授课费用
2011年7月以来，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曾多次相继在杭州、上海、宁波、温州、西安、昆明、大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举办了多场投资报告会，并邀请郎咸平等学者与观众们现场交流。
郎咸平讲座的相关博文
郎咸平的照片被印在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投资报告会的宣传单页上，宣传单页上还有的是“比黄金值钱，比股票安全”等等泛亚相关产品的宣传语。
泛亚宣传单页
2013年10月20日，泛亚和中国银行新疆分行在乌鲁木齐举办投资报告会之前，泛亚方面曾发文称，郎咸平教授参加新疆秋季投资者报告会的消息一经发出，主办方的热线电话几乎打不进去，一票难求。如此火热的投资报告会、银行机构的大范围推介，导致新疆地区成为泛亚骗局的“重灾区”之一。
此外，郎咸平曾发文，表示泛亚最重要目的是为国家掌控金属定价权。不过他同时指出像这类有色金属，如果不是专家或专业人士的话，投资远期交易会比较危险。
去年泛亚兑付危机爆发。12月15日，为泛亚站台的宋鸿兵在一场投资策略报告会上遭泛亚投资人围攻。
5天后郎咸平在微博发布声明，表示已委托律师对马胜金融公司和昆明泛亚金属交易所提起侵权诉讼，原因是马胜金融及泛亚滥用名义鱼目混珠兜售产品，给其名誉和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他同时表示，从未担任过任何公司的任何职位，也从未推荐任何公司的金融产品并呼吁网友举报类似的招摇撞骗的公司。
祸不单行。
今年3月，上海快鹿集团操控的电影《叶问3》爆发假票房事件，接着，快鹿系旗下包括金鹿财行在内的若干理财平台出现兑付危机，其中仅金鹿财行的资金缺口就达3亿。期间不断有消息曝出，郎咸平父子与快鹿集团有关联。
郎咸平撇清关系的声明
4月4日，郎咸平发出了前文所述的声明，表示：“本人从未担任过任何公司（包括快鹿集团）的任何职位，也不给任何金融机构的产品代言。我儿子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因此他们和上海的金融公司有正常的业务往来理所当然，但是一切往来都是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他们从未参与金鹿财行以及快鹿集团旗下其他P2P平台的任何业务。”
但是昨天，郎咸平和快鹿的关系被《棱镜》证实。
据报道，《现代工商》杂志2010年一篇专访快鹿董事局主席施建祥的文章称，施建祥“已邀请了郎咸平担任担保公司的独立董事”。东虹桥担保成立后，而郎咸平系该公司的“战略合作”对象。
郎咸平的儿子郎世玮跟快鹿也有密切联系，郎世玮创立了“郎基金”，与郎基金有很多交集的哲珲金融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合拍贷”在2014年与快鹿集团主发起的“东虹桥担保”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东虹桥为贷款的借款方提供本息保证。”
此外，《棱镜》获得一份郎咸平次子郎世杰的名片显示，其职位为上海快鹿投资集团的“副总裁”，该名片所留固话为东桥担保公司所使用。另外，郎氏家族与快鹿共同控制香港一家上市公司。
这似乎与郎咸平先生的声明有些出入，希望他不要太过头疼。
记得郎咸平自己曾经说过：“正因为我不站队、不迎合和依附任何利益团体，他们才对我肯定和信任；而有了他们的认可，我才能走上一个新台阶，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来。”
想出名没有错，想传播通俗易懂的观点也没有错，关键在于，一个有理想的经济学者，不能太浮躁。
“我是不是也曾经浮躁过、投机取巧过？有，当然有，我一点都不讳言自己的缺点。如果说我有一点点值得大家欣赏的地方，那正是能够从曾经的浮躁和投机取巧中悟出一点改进的思维。”
在2009年的一次对话中，郎咸平如是说。
㈡ 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还起诉了顾维军，现在结果怎么样了
质疑郎咸平教授关于TCL产权改革方案的质疑
最近，郎咸平教授关于海尔、顾雏军的格林柯尔、TCL 等中国知名企业的言论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经济界的热点，非常佩服郎教授关于格林柯尔、海尔详实的论证、深邃的眼光、满腔的热情和仗义执言的勇气。但是在关于TCL 产权方案的论证中，有些论据的力度不够，观点比较主观，结论比较片面。
郎咸平教授的TCL产权的分析，主要表达一个观点，即TCL的成功很难说是产权改革的成功，而是国有资产流失，管理层不正当获取国有资产的一个案例。
郎咸平教授认为：惠州政府与TCL的经营试点及经营协议是不公平协议，因为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对管理层奖励的唯一标准，且通过TCL的财务指标分析发现TCL有为提高净资产收益率财务造假的嫌疑。
相关的背景资料如下：
1997年惠州政府与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幷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多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多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
郎教授认为：“这个协议是不公平的开始，因为净资产收益率不是唯一的标准，”管理层可能为获得股权造假财务数据，并以系列财务数据为论据。
我们先来看看郎咸平教授的财务数据分析有没有道理，再来谈谈这个协议是不是不公平的开始，最后看看产权改革到底有没有必要。
一、郎咸平教授关于TCL的财务指标分析到底说明了什么？
郎咸平教授提出的怀疑，就是TCL管理层为了追求净资产收益率，有可能进行财务造假。由于不能对TCL的财务数据进行真实的审计，所以我没有理由肯定TCL的财务数据绝对真实，但是，郎咸平教授的财务指标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没有逻辑性的。
现在我们就郎教授提出的几个指标来探讨一下：
下表为TCL的几个指标的电子行业排名情况。
净资产收益率（%） 第3名
总资产收益率（%） 第6名
成本费用利润率（%） 第26名
股票收益率（%） 第32名
流动比率 第26名
现金比率 第31名
资产负债率（%） 第35名
利息保障倍数 第12名
毛利率（%） 第25名
主营业务利润率（%） 第25名
净利润增长率（%） 第16名
总资产增长率（%） 第23名
1、郎咸平教授认为：“如此低的毛利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排名在25），如何能创造出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排名在3），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知道，毛利率=（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两者都是反映赢利能力的指标。而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股东权益。影响ROE的几个要素是：
ROE=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既然影响ROE的因素不是利润率一个方面的指标，更与资产周转速度、负债程度相关，那么利润率、毛利率低的企业可以通过加快资产周转速度、提高财务杠杆来获得高的ROE，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在外国可以随便举出几十个来。而上表中TCL流动比率排名26，资产负债率排35位，高负债的经营特征正好证明ROE的合理性，那又何必从一个因素来质疑最终的ROE的不合理性呢？又何存在百思不解呢？
2、郎咸平教授认为：为何风险如此大的公司却给股民创造出了极差股票收益率（排名26），也就是TCL的股民承受了高风险低收益的不合理组合。
如果郎教授所指的股票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算出，收益率＝（股息＋卖出价格－买进价格）/买进价格×100％，那么，股票收益率只跟股利政策和股票买卖时机有关，这两个因素都不与公司的高负债经营策略有关，相反，高的负债带来的高收益，正好体现在净资产收益率的名列前矛上面，这样的分析才具备逻辑性。
3、关于ROE的分析只能得出TCL盈利模式的结果，关于股票收益率的分析不能得出TCL就是一个高风险而不能给股民提供收益的公司，也不能直接得出ROE存在会计造假的结论。这些财务数据在行业中的排名，不能证明TCL并不成功，也不能证明产权改革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二、TCL协议公平吗？
我认为，净资产收益率的确不是评价盈利、业绩唯一的标准，但是不管多么复杂的标准，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关注最值得关注的东西，一个是力求合乎实际。即使我们设计出几十个系列组合的指标，也会发现它的不足和自相矛盾。没有完美的指标，只有合理的指标。
1997年的协议，从经营的结果来看，积极的作用远远大与消极的方面，管理层的积极性被成功调动，简单的指标反映了在当时的政策和经营环境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目的和国有资产收益率的期望值，在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收益与管理层共享。
郎咸平教授论证产权改革的弊端时有个出名的比喻：保姆给主人打扫房间，最后却成为房子的主人。其实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因为不管是张瑞敏，还是李东升，他们不仅仅打扫了房子，还用杰出的创造才能使一套破房子变成了摩天大楼，然后你拿这个大楼的几间或者十几间奖励给他，有不合理的因素吗？
我认为，不在于奖励他们几间房子这个思路是错误的，而是是否真正做到了创造财富即草房变大楼的问题，同时是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共享的问题。企业家和国有资产的股东应当作为两个独立平等的主体，在维护各自主体利益的情况下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平衡和扩张。单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是片面的。探索并达到这个最大的均衡，必须逐步完善所有的细节和法制，而不是纯粹用道德来控制，用激情来控制，用口号来控制。所以，产权改革的方向绝对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因噎废食，一叶障目。
TCL的问题也是构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部分，我对财务指标的分析是想说明TCL并不是一个业绩非常差的公司，这个就说明了TCL在创造财富，创造资源；创造过程中，用激励制度做到利益共享。我们一定要把企业家和作为股东的政府看做平等的两个主体，如果激励制度并不合理，政府这个股东应当出来修改和完善，即使暂时没有完善，也不能否定整个产权改革的主流。作为所有者，即使是国有资产，也有他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的问题，这个收益率只要能够保证甚至高高超过预期，就不能说这个激励制度就完全坏到骨子里去了，因为它还是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在国有企业存在生存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国有企业打算卖给私人企业的时候。这个价格怎么定，如何评估，其实决定权在于所有者，而不在于民营企业。有的地方出现了国有企业贱卖的现象，这个问题的责任人在于政府，在于所有者。政府事实上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对于国家或人民这个主人来讲，政府也可以称作国家或人民的职业经理人。政府职能或保值增值职能的监督和审计的完善，才是解决问题的有力保障，而不是产权改革的方向不对。在产权转让的过程中，你可以招投标，可以委托最好的评估机构，可以参考市场价格决定卖或者不卖，可以谈判卖的细节和条款。企业家是理性的，在市场进行交易和谈判，谁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不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是政府责任不到位，关键在于政府的问责制、政府职能后续监督的完善和国有资产改制的系列制度完善，而不是产权改革的方向问题。
郎教授问：“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的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那么受全民委托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信托责任在哪里呢？”
我们应当用理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人们权衡利弊，并对激励做出反应，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人（不管他是职业经理人也好，还是普通的员工）永远只凭道德或者感性来做事情。责任和道德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没有科学的机制，没有激励和相配套的约束政策，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是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如果永远不改制，不进行产权改革的实验，不舍得付出适当的产权改革的代价，就没有办法做好。目前资本市场的混乱，不是说法制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制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限制措施，而违反这些限制措施的机会成本却很小。理性的加大违反规则的机会成本，同时建立监管机关的问责制，让中介机构吃饱穿暖真正独立，才能逐步规范，逐步发展。相应来说，由于国情、资本市场的现状、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不严密等综合问题，让我们的产权改革付出一些代价，我认为也是值得的事情，只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比产权改革前更加成功，蛋糕做大了，就是多分一点给管理者，又有什么问题呢？
郎教授认为：TCL改制使管理层拥有25%的股份，这个改制是MBO的成功，是TCL管理层的成功，是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
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产权改制，还是MBO，目的都是力求激励经理人，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统一起来，减少代理成本，让股东最终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值。我们发现，所谓的产权改革或MBO的弊端，关键在于：
购买国有资产的价格认定是否公正，或管理层获得股权的途径是否合理合法公平？
解决MBO “buy in ”的途径是，用合理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净资产价格来确定MBO购买国有股权的价格，以解决股权分置导致的管理层超低价位购买国有股权的问题，避免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差造成的不公正交易。
MBO可以暂停，但是不会影响产权改革的方向，因为它只是产权改革的途径之一而已。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让产权改革更有力的推动国有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大蛋糕，而不是无谓的争论。
㈢ 郎咸平教授说，高盛从建行赚了1300亿人民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郎咸平的原话：
“高盛曾经是中国工商银行的最大股东，它的好朋友美国银行曾经是建行的大股东。建行的上市让它们赚了1300亿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为美国银行付出100元。金融改革，最后图利了高盛集团。
实在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盘算的，为何会被高盛牵着鼻子走。最近那些幽灵频频套现，从中获取了巨额财富。伴随着他们的唱空和唱多，我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一些所谓的专家则感觉自己好得不得了，这些专家就是跟中国股市的“黑嘴”一样，在给高盛抬轿子，甚至他们被高盛利用了还不知道。“
(3)郎咸平买股票扩展阅读
《环球时报》披露高盛在世界和中国干下的部分坏事：“两年多以前，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导致全球性通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日益困难，其实就与高盛等跨国投行的操纵直接相关。以油价为例，在国际油价于2008年7月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记录之前，走势几乎与高盛推出的报告一致。
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称，中国国有银行2004年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说不值一点钱，说坏账太高了，不值钱，你们都别要。但结果高盛等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某个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高盛等华尔街公司赚了13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每人给了美国100元。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对记者说，高盛一直扰乱国际金融秩序。2007年，高盛发表报告，称原油要涨到200美元一桶，当时中国拼命购买了价格为147美元一桶的原油，高盛还与一些中国公司设下“对赌协议”，自己却悄悄抛售原油。到了当年年底，油价降到34美元一桶。中国国资委官员曾表示保留对高盛等交易欺诈起诉的权利。
或许有读者还记得，2008年本报今日快评对油价问题、“银行贱卖论”问题等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年底以《为什么先生老是欺骗学生》为题，作了一个小结。(参见《常态》一书)我在文章最后说：“在与狼共舞的‘货币战争’中，我们输多胜少。先生有责任，学生也有责任。”
㈣ 欧洲股票市场的起源是什么，简单说下就行
股票市场的起源----郎咸平
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欧洲各国，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