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哪里有世界五百强名单
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05/07/05/001060964.shtml
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年的500强企业
㈡ 韩国股票史 知道的来
给你个全点的答案,包括韩国\日本\台湾:
高速发展的经济体
都出现了股市大泡沫
我们选择的是同处亚洲市场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四个市场，选择的时间段分别是1982-1992年（10年）的日本市场、1983-1990年（7年）的台湾市场、1985-1992年（7年）的韩国市场和1986-1998年（12年）的泰国市场。我们之所以选择上述市场，在于上述时期内，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展现了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相似性。
首先，这些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1960年代就开始腾飞，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与香港、新加坡紧随日本之后，于1970、19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因为后面的两个市场较小，受外部影响较大，独立性较差，我们不对其进行重点考察），而泰国则是后来兴起的“亚洲四小虎”之首。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股票市场牛市兴起的背景基本吻合，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泡沫产生之前，都经历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泡沫时期，四个市场的GDP通常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中，日本为4.12%（尽管增速有所下降，但还是延续了1960、1970年代的增长势头）、台湾为7.69%、韩国为7.97%、泰国为8.5%。
其次，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都经历了本币升值的过程（泰国除外，其在泡沫期间仍然实行联系汇率制度）。1980年代中期，为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困境，1985年9月，美日等五国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对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韩元和台币也紧随其后，纷纷升值。其中，日本在1984-1995年本币对美元升值63%，台湾在1985-1992年升值幅度达到38%，韩国在1985-1989年升值幅度达到25%。
我们发现，在上述时间区间内，这些市场的股市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大泡沫。而各市场估值差异性也较大，并可能长期出现系统性偏离，从而考量泡沫大小需要综合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以PE、PB的高低为唯一指标，因此，我们给出对于大泡沫的统一描述：
（1）短时间内上涨幅度惊人，至少都有数倍的涨幅；（2）泡沫破灭后的下跌幅度很大和速度很快（跌落幅度超过50%以上，时间1-2年内）；（3）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超过3-5年）没有有效创出新高，股市整体投资收益显著降低，甚至长时间为负。
以下我们统计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几个市场的泡沫特征，为便于比较，我们也提供了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相关数据。
日本日经225指数从1982年9月的7000点，涨到1989年底的390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达4.63倍。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60%，股指从39000点跌到1992年10月的17000点。直到今天，日经指数仍不到高点时候的一半。
台湾加权指数从1983年的440点，涨到1990年的12000点，其中，历时7年，涨幅高达26倍。达到高点后，股指一路快速下跌，用了1年时间，就跌去78%，股指从12000点跌到1990年底的2700点附近。直到今天，台湾加权指数仍然没有达到12000点的历史高点。
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从1986年7月的130点，涨到1993年的17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高达12倍，达到高点后，股指震荡整理了2年时间，然后从1996年初开始快速下跌，用了2年半时间，跌去80%，股指从1700点跌到1998年9月的250点。直到今天，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也没有恢复到历史高点。
韩国综合指数从1985年10月的140点，涨到1989年3月的1000点，其中历时3年半，涨幅达到6倍以上。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50%，股指从1000点跌到500点，低点后2年时间有所恢复，但短暂的新高后，韩综指继续下跌，并一直到2005年才实现了对历史新高的有效突破，期间历时15年。
上述四个市场的泡沫尽管都不小，但是比较而言，韩国市场的泡沫相对较小，无论从跌幅、下跌的时间以及恢复的时间来看都是程度最小的（后面我们还将从估值角度分析，韩国市场估值也是最低的）。顺便提一下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泡沫破灭后也出现了快速下跌，2000年受美国科技泡沫影响短暂创出新高，但实际上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实现对泡沫高点有效突破。另外，作为比较，我们也列示了H股指数、上海A股与深圳成分指数近年来的涨幅，上海A股4.5倍涨幅，深圳成指6倍涨幅，H股涨幅更大，有8倍。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新兴的市场总是会出现一轮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也是本币升值的内在根源）导致的牛市，牛市发展到后期，大型泡沫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这可以被一种行为金融学上的心理自我强化机制来解释，而泡沫破灭后，都迎来了相当长一段低投资收益的时期。
泡沫时期的市场特征分析
既然泡沫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我们来好好地解剖它、研究它。以下我们来观察在泡沫生成、吹大的过程中的某些市场特征。
1、估值水平比较
首先来看泡沫时期各个市场的估值情况（下面提到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如果不特别指出则皆为静态指标，由于业绩预测的不确定性，国际上一般都用静态或者滚动指标作为衡量指标）。
日本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市盈率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其历史市盈率的变化发现，在1980年代的初期，日本东京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只有20倍左右，随后，日本市场市盈率逐渐提高，从1980年初的20倍，逐渐推升到1987年的70倍，1987至1989年三年时间内，尽管股指继续上涨，但是PE相对维持60-70之间，因此，日本市场不过5倍的涨幅中，有3倍涨幅来自于估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泡沫加速膨胀的后面几年中，市盈率水平并没有持续提高，而是维持相对高位震荡，这反映了泡沫后期的企业盈利情况增长较高。为说明问题，我们以日本的企业利润数据为证，日本制造业税后利润于1988财年增速达到52.34%，1989财年也有18.80%，而股指在同期只涨了50%，当然，我们相信这期间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利润还应该来源于证券市场资产价格上涨（交叉持股、投资收益等）带来的正反馈收益。1990年泡沫破灭后，盈利水平伴随经济增速一起下滑，这加速了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随后的19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企业效益的下降，大量微利或者亏损企业出现，导致市场整体市盈率水平一度突破过100倍，不考虑这段时期的市盈率变化，日本整体市盈率水平在泡沫破灭后，到目前已经恢复到1980年代泡沫初期的20-30倍左右水平。PB水平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日本股市在达到1989年底的最高点5.4倍PB以后，整体PB水平就伴随股指一路下降，在股指达到最低点后，PB水平为1.7，随后的多年直到现在，PB一直维持1.2至2之间的水平。
在股市泡沫上面，中国台湾是与日本最为接近的市场，而且，涨跌幅度都超过了日本。在1990年初的泡沫高峰期，中国台湾整体市盈率达到70倍以上的最高点，之后迅速下降，9个月时间内下降到只有20倍左右的水平，随后有所恢复到30倍左右，至今的多年时间内一直在20倍左右水平。而PB水平也是从泡沫高峰期的8.9倍，下降到1991年底的3倍左右，1992年初有所恢复回到4倍，随后跌至1993年初的2.26倍。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台湾的泡沫破灭速度更快，而且在破灭后的最初几年内，经济增长与公司盈利增长速度并没有显著地下降，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台湾泡沫的破灭更多地体现为估值的下降。
与中国台湾、日本相比，韩国的泡沫程度要小很多，在泡沫产生和破灭中，韩国的PE水平一直维持15-25倍之间，PB也相对较低，在1-2倍水平左右。
泰国的泡沫尽管一点不逊于台湾和日本，但是在估值上，PE与PB在泡沫期都不是很高，在牛市初期的时候，只有10倍，在泡沫最高峰的1993年底，也只有26倍，不过泰国市场的PB值相对韩国而言较高，泡沫高峰期达到过4倍。在1989年的时候有过短暂的估值高估阶段，PB最高7倍，PE30倍，1993年股市新高的时候PE、PB都有所下降，并没有超过1989年的最高估值水平。
我们认为PB才是较稳定的估值指标，从PB看，国内估值也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多个市场高峰期估值，就静态估值PB、PE，仅仅相比台湾，我们还显得比较温和。
2、整体证券化率比较
估值水平是微观层面的比较，我们还比较了资产证券化率这一宏观指标。我们发现，在中国台湾、日本的泡沫高峰期，其证券化率分别为180%、150%左右，泰国和韩国相对较低，尤其是韩国只有61.7%。比较而言，中国目前单考虑A股证券化率就为108%，但根据证券化率的本意，我们还应算上在香港和美国等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这样，我们的证券化率为158%，这一水平已经可以与日本、台湾泡沫期的证券化率水平相提并论了。
另外，再考虑到国内GDP构成中有相当部分是三资企业和外资的贡献，而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在国内上市，因此，我们的证券化率应该比发达国家更低才合理。
3、金融地产行业的演变规律
在行业结构上，得益于资本市场繁荣，各个市场的金融类股票涨幅居前。日本市场尽管普涨明显，但金融类涨幅相对居前；台湾泡沫高峰期金融类100多倍PE，因此，尽管泡沫高峰期的三年内金融行业涨幅巨大，但很大的贡献来自于估值提升；韩国尽管整体PE不高，但2000年以金融服务为首的行业PE达到最高，相应证券类为首的金融行业涨幅居前，达到40多倍；泰国证券类涨幅达到20倍，而银行股表现一般，稍好于指数涨幅。
各个市场的房地产行业与股市的发展也密切相关，这与房地产具有极强的金融属性有关。我们比较了上述四个市场发现，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与股市走势基本吻合，在1983年到1990年的牛市行情中，日本六大城市地价指数涨幅为3.6倍，于1990年9月达到峰值，随后就伴随股指基本没有反弹的下跌，一直到今天，仍维持在1983年左右的水平。由于土地稀缺，日本东京地价在房价中的比例高达65-80%，一般城市在60-75%，因此，地价指数与房地产指数相关性非常强。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末房地产与股价齐涨时，房地产价格也上涨2倍以上，房产价格由于调控政策也开始下跌，但是下跌幅度远没有股市大，尤其是台北市这一大城市房价的抗跌性更强，在1992年达到高峰后，尽管缓慢下跌但跌幅不大，到1996年也只有20%的跌幅。相对股市而言，韩国的房价指数走势更为稳健，房价整体涨幅相比而言不是很大，全国房价指数从1986年到1991年达到局部高点，上涨80%，随后出现盘整格局，至2002年以来继续上涨。泰国的房价指数抗跌性也较强，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泰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涨幅在2-3倍，受到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房屋价格平均下跌15%至20%。
我们研究发现，各市场的房地产走势与股市走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不同步；房价走势相对股市而言波动相对要小。
是什么导致了泡沫的破灭
1、泡沫的破灭时间与实体经济衰退、升值结束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既然泡沫的产生有着很强的规律性，那么泡沫的破灭也似乎成为必然。现在很多人认为既然牛市泡沫的产生一般都是伴随着GDP和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长，以及本币的持续升值过程，那么，泡沫的破灭通常的先兆就应该是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或者本币升值预期结束的时候，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发现，泡沫破灭的时间与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升值是否结束没有必然联系：首先，从GDP增长的角度，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在泡沫破灭后依然较为强劲，尽管比泡沫破灭前有所降低，但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仍分别保持了5.79%和6.08%的较高增长水平，泰国泡沫在1996年破灭，那年的经济仍然高达5.9% ，而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也是在泡沫破灭后的一年以后；其次，从本币升值与否的角度，日元在1995年前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升值、台币的升值也持续到1992年，而这个时候，泡沫早就完全破灭了。因此，不能认为只要GDP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本币升值仍然持续，就认为泡沫不会破灭，换言之，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结束升值不是泡沫破灭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我们还发现，除了日本之外，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影响并不是非常大的，尽管股票市场陷入低迷，但是，GDP增速仍会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这其中，台湾、韩国、泰国市场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之所以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其中的原因在于日本银行介入资本市场太深，积累了大量坏账，泡沫期投资生产的设备出现严重过剩、房产和股票下跌导致企业和个人负债提高，随后的10年经济低速乃至负增长，称为“失去的十年”，泡沫破灭对日本实体经济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2、各市场泡沫时期的调控措施比较
各国面对资产泡沫的出现，无一例外，都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调控，而利率提高等紧缩性调控政策产生的累积效应的确能成为挤破泡沫的最后稻草；而当泡沫破灭后，降息等提高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往往也于事无补。
我们首先来看日本的情况：1980年代初，日本市场的涨幅和估值水平处于稳步提升阶段，因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刻意采取强硬的调控政策限制股市发展，这时的最大问题在于贸易日益增长引发的日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为此，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于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两次调低了官方贴现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2.5%。而19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的严重性，于1989年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3.25%，又于1989年底进一步提高到4.25%。1990年8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可能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预防性紧缩政策，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6.0%，于是积重难返的股市开始暴跌，泡沫破裂。相反，在泡沫破灭期内，由于担心经济持续衰退，日本货币当局重新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在随后失去的十年中，利率降低到零），增加货币供应，但是收效甚微。
其次，与日本非常相似的中国台湾地区市场上，似乎是完全的一个翻版。由于新台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对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85-1987年，台国际收支账户中短期资本净流入猛增，为延缓外资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还引导利率不断下调，从1983-84年的7.25%，调低到1988年的4.5%，但仍无法阻止热钱涌入，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剧。1980年代末，资产泡沫快速膨胀，迫使台湾采取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政策：比如开放外汇管制，大幅提高居民汇出资金的额度限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并随后大幅升高存款准备率和再贴现率，采取紧缩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其中，1989年4月再贴现率从维持了一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时，严格取缔地下金融活动，打击股市非法资金等等。其中，最严厉的调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当局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股指大跌55%。但其后，为避免崩盘，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予以澄清，并鼓励机构进场护盘，导致投资热情重新点燃。还是与日本相似，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普遍预期油价将上涨，外资撤离，中国台湾地区股市开始崩盘。
再次，我们来看韩国，在1980年代初，韩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保持较低水平，从1987年开始，韩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度投机使物价水平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于1988年12月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措施，包括放开大多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工具利率等，结果利率急剧攀升，1989年基准利率——拆借利率达到18%，自由化计划被迫中止。泡沫破灭后，利率也随之下降，在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6-8%左右水平；同时，还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1985年的4.5%逐步提高到1991年历史最高点11.50%，并一直维持到1995年。
最后，泰国的牛市泡沫启动和破灭时间比上述三个市场要晚，泰国实施的汇率盯住制度使中央银行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19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0年代，泰国最小贷款利率多年一直维持在12-16%水平浮动。1995-1996年，由于出口增长下降、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短期资本开始外流，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吸引外资流入，防止外资流出、更为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泰国中央银行被迫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收紧银根，持续提高利率。1996年，由于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泰国经济形势恶化、使泰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这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3、外资在泡沫产生与破灭中所起作用
四个市场的证券自由化程度各有异同：日本是四个市场中自由化开展时间最早、程度最深的，其在1980年代初就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市场，而中国台湾、韩国的证券市场自由化进程则较慢，台湾在1990年股市大跌的时候才引入QFII制度，寄希望于境外资金入场救市，而韩国在1992年引入QFII制度，也是在其泡沫破灭后实施的制度。
因此，我们认为，外资在泡沫产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质疑，尤其是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市场正处于本币升值阶段，外资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境内的房市和股市，而尽管泰铢并没有升值，但是由于升值预期明确，同样，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泰国，因此，外资在助推境内房市、股市泡沫中的确起到相当作用，外资的进入直接助推了泡沫的吹大。但泡沫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本土资金的推动，我们注意到在泡沫时期往往本土投资者都展现了极大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泡沫破灭时与外资的关系也不大。以日本为例，实际上外资从1980年后期就开始陆续撤离日本，最后的泡沫疯狂阶段，基本由国内资金推动。而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外资比例都很小，外资在泡沫后期的撤离对泡沫的破灭更多的只是心理意义。其中，只有泰国市场受外资影响算是最大的，这与其在1995年以后继续保持高利率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1995年泰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比重仅4.8%，1996年快速上升到34.25%，在金融危机前更是达到44%以上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外资撤离，的确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负面冲击。
㈢ 韩国股票的网站
整个韩国股票的行情，英为财情上全都有：韩国股市行情，包括每一只股票。
如果要深入了解韩国整个市场包括股市指数的话，可以查看韩国金融市场
提到韩国股市，目前代表性的指数即KOSPI指数，其囊括了相当于韩国主板市场的KOSPI市场的所有上市公司，类似于中国上证指数的地位，是韩国市场走势 的标杆。首个韩国全国性指数诞生于1964年，当时只有17支成分股，此后，在1979年，重新编制成为KCSPI指数，那时已经包括了35支成分股，而 如今，作为市值权重的指数，KOSPI于1983年诞生。
㈣ 那里可以看到韩国的股票行情
在韩国可以看到韩国的股票行情
㈤ 急求一篇关于韩国与中国的经济差异的韩语作文
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政府开始致力于经济建设。鉴于资源贫乏、但人力丰富的国情，韩国政府决定集中力量在服装等轻工领域。这也是韩国以日本为榜样，借鉴其从轻工业入手经济建设的道路。70年代，韩国逐渐把从轻工业中积累的资本、企业家能力、良好的人力资源投入到化工、钢铁、造船等产业，开始向重工转型。同时，70年代与朝鲜的对立逐渐紧张，更加剧了朴正熙政府准备战争、发展军工的企图。在整个重工化过程中，政府都采取各种优惠手段激励民间企业参与，民企的重型化与国家的重工化始终紧密结合，之间并无脱节。
这与中国的产业发展脉络大相径庭。在50年代初所处的国际局势和后来的冷战思维下，中国选择了以中央计划主导、优先发展重工的道路，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其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年均增速分别是9%和14%。整个80年代，民企的诞生和积极参与，带动中国轻工业高速发展，1979年至1991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年均增速颠倒过来，分别是14%和10%，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消费品的增速更在此数倍之上。
80年代开始的轻工发展激发了对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产品的需求，这使“二次重工化”在90年代中期日渐明显。从1990年到2004年，重工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从51%上升到68%，轻工则从49%下降到32%。而从十年轻工发展中积累起资本和企业家能力的民企，开始与这股重工化趋势合流。但是，中国的民企却远不如韩国同辈幸运，后者在由轻到重的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前者却在政策、资金、市场环境等问题的牵绊中步履维艰。
政府支持下的韩国重工模式
“没有政府支持，民间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自我的力量实现重型化”，这是6位受访者几乎众口一词的判断
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前总裁、韩国金融计划标准委员会主席尹炳哲(Yoon Byung Chul)先生总结那段历史，认为韩国政府的特殊作用造成了韩国重工化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又迥异于中国的模式。
“70年代，我们从轻工业里积累起了资本，可以进入重工。那时候中国也一样在搞。但不一样的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全是国企，受计划指导；韩国是资本主义，企业出于自愿进入重工业。而同为资本主义，韩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又在于，我们的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而西方企业要靠自己。这就是如现代造船、三星造船等民企在70年代得以成功的背景原因。
当时韩国政府对企业给予各种帮助，比如进口各种工业材料，降低关税和税收，大量建立道路等基础设施，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甚至如果有企业选中一块地方建立工厂、需要拆迁，政府也会出面帮助劝服居民。”
与中国相似，韩国也有几次经济开发计划。其中第三次是从1972年到1976年，专注于重化工产业，紧接着的1975年到1979年，实行“政策金融支持(financial aid by government sector)”，政府将其70%的资金投入重工。同时，政府做出决策，把汽车、钢铁、化工、电力等不同的产业划分给经评估认为最适合的企业，并全力支持。1975年以后，韩国学习日本、大量成立综合商社，这成为大宇、三星等大企业集团以日本三菱为榜样在世界各地扩张的开端。这取得了成功：70年代被称为重化工时代和出口时代，1976年综合商社占总出口比例是28%，1979年达到49%。70年代初轻、重工比例是58:42，90年代末变成20:80。
在政府对企业给予的各项支持中，韩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编辑金光洙(Kim Kwang Soo)先生认为，资金安排最为重要。
“重工是国家骨干产业，需要很大的资金、设备、土地、和人力，需要大量出口，产业周期很长。民企即使有钱，也不敢独立去做，因为要投入全部的资本，风险很大。并且，当时韩国企业的资金来源很有限，政府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股市不完全，韩国经济也不发达，难以吸引到外国资本。
如此，韩国政府就通过两家国有银行，产业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在其中发挥作用。当时国家储蓄很少，是政府指示它们把不多的居民存款以很低的利息贷给从事造船、钢铁、化工、汽车等产业的企业。政府还向外国借贷资金，而后转借给企业。”
韩国中小企业研究院院长金因侯(Kim In Ho)估计，70年代民企进入重工业所用到的资本中，其自有资金占25%，其他75%都靠政府帮助筹措。他断言，如果没有政府支持，70-80年代不可能有轻工到重工的转型，民企只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实现。
但是，在70年代政府扶持下进入重工的民企仍在少数，更多的企业因为资金和技术的缺乏而仍然专注在轻工业，比如后来的大企业中，LG当时做牙膏、SK做纤维。在激励无效的情况下，政府只能成立国有企业从事难度最大的重工产业。不过，金因侯指出，当时大多数的国企都经营不善，所以一旦有民企愿意接手，政府就将其出售。早在1962年，政府就将国企仁川炼钢出售给私人经营、后来被现代集团收购，转而开始建造一个更大规模的炼钢厂，这就是在今天盈利居全球之冠、于2000年私有化的浦项制铁。
这种单个的民营化案例一直不间断地延续，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后国企整体的大规模私营化。
国企重工大面积民营化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决心不再干预自由市场，将几乎所有国企重工加以民营化，并对接盘的民企给予大幅优惠
政府全力支持和主导的重工化，在不断促成产业增长的同时，也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金因侯认为，政府利用政策之便为被扶持的企业提供各种支持，即是祸根。
“70年代开始的重工化中，企业受政府影响，并非由市场配置资源，这就导致一些问题。第一，政府投入很多资金，但并不意味着对重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多，产品销路不畅，产生不良企业。第二，很多资金在政府指令下进入重工企业，但这些企业经营不好，就给金融业带来问题。第三，企业遇到困难后自己没有信心去解决，要求助于政府，同时政府也不放心，一直取代市场、自为主导者。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连锁反应。
后遗症在80年代就浮现出来，当时虽然意识到了问题，但解决的力量不够，就一直积累下来，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其实当80年代重工业有一定基础时，政府就该及时退出，把责任分散给企业和市场承担。80年代后半期时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日本出口出现问题后便开始进行结构调整，但韩国错过了这个时机。90年代韩国也没有大的改革动作，效率不断下降、外资怀疑韩国经济的可持续性。紧接着就是1997年……”
金融危机之中，韩国政府投入了160万亿韩币以恢复经济，这个数字占政府年预算一半以上。韩国政府彻底认识到，本不该代替企业插手市场运作。于是，政府成立临时机构和管理委员会，颁布《国有企业民营化促进法》；开始大规模的民营化运动，把业绩本就普遍低迷的国企出售给民企，并不再以政策、贷款等手段干扰企业运作。
民营化的主要方式是由韩国产业银行等官方机构主持竞价拍卖，以第三方会计机构为企业的估价为基础，卖给出价最高者。如果公开竞价中无人愿意购买，则采取面对面交易，由政府选定认为最适合的企业进行私下协商，并给予买家一定优惠。金光洙称，私有化即使表面上对国内外投资者都保持公平，但对本国民企会有倾斜。
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韩国民企中，斗山重工和浦项制铁就是在2000年后国企重工私有化的典型。斗山重工的前身是韩国重工，政府采取将股份集体出售的方式，由具有百年历史的民营企业斗山集团将韩国重工的国有股份全盘接入，具体金额不得而知。
对于浦项制铁，则是政府将其持有的70%股份公开出售给包括其管理层、外国股民、浦项公司、韩国产业银行、普通民众在内的各方，股权极为分散。浦项制铁前副总裁、韩国钢铁协会执行董事吕完九(Yeo Wan Goo)称，因为钢铁是诸产业的基础、需要在产业间公平分配，所以政府明令不允许一家企业或机构购买超过一定份额的浦项股份，不愿意某单一股东完全控制公司。目前，浦项制铁由其管理层打理。而据汉城大学前副校长、经济学终身教授宋丙洛(Song Byung Nak)介绍，当年政府给予浦项公司的价格十分优惠，如果当即转手即可在市场上获得3倍的回报。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民营化方式是针对重要的基础设施。宋丙洛介绍，对于铁道厅的民营化，就没有采取直接卖给民企的方式，而是先把铁道厅变成公社，即一种集体企业性质的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由公务员变成上班族；经过这样一道中间过渡之后，才逐步私有化，最后卖给民营企业。
虽然在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给予民企优惠的倾向、也时有官员受贿的丑闻爆出并引发民众和工会的反对，但韩国政府却决心将其推行到底。1997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政府拥有的150家国企中，80%已经完成民营化。
对于民营化的整体效果，金因侯显得非常乐观，称“几乎所有企业都大大提高了经营能力”。譬如，浦项钢铁的运营利润率由1999年的17%提升到2004年的27%；而斗山重工的运营利润率则由1998年的2.5%提升到2004年的8.5%。“为应付全球竞争，民营化是一个好办法，为提高效率而进行民营化是世界性的趋势。”吕完九对《中国企业家》说。
卓越的领袖能力成为关键
在韩国，企业领袖被认作和政治领袖一样珍贵的国家财富；宋丙洛说：“东西方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不止需要政治家，更需要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
有了在轻工业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和管理能力、受政府大力支持，但转型重工的韩国民企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一个为世人尽知的例子是大宇集团。在60年代依靠贸易起家的大宇在后来由于无法应对重型化所要求的大额资金运作，终于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陷入绝境。
即使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在宋丙洛、金光洙等一批人士心中，成功转型重工的企业都具备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拥有卓越的企业领袖。
“企业为何成功的答案，掌握在企业家手中。三星是由轻工转型重工的民企典范，其创始人李炳吉吉写的一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他谈到三点，第一，搞好企业是为报答国家回报社会；第二，一定要做到第一；第三，要尽最大的努力。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是小学毕业，现代集团一开始就进入了建设、化工等重工领域，这和三星完全不一样；但郑的原则和李炳吉吉很相似，是为了回馈社会。浦项创始人朴泰俊是军人，开始根本不懂做生意，但他报效国家的原始动力和精神一直维持到现在。当时有一个说法：浦项靠海，如果做不到第一，浦项人就只能跳海。LG和SK都是家族集团，原则都是做世界第一。还有Supex，以Super+Excellence为宗旨。
这7个最成功的企业，总归到一点：只要有卓越的领袖，无论轻工还是重工，都能搞好。韩国企业领袖工作之认真，我觉得世界第一。他们经常请大学教授授课，从早上7点就开始聚会、工作，这在欧洲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体现企业家价值的实例来自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由于现代集团在建立之初就直接切入重工业，政府支持不能完全满足其巨额的资金需求，郑周永于是求助于国外。70年代初的韩国还非常落后，西方没有人愿意到韩国投资，但郑周永硬是用自己的满腔热情打动了外资，赢得了信任。后来现代重工顺利建成，郑周永本人在韩国被尊为“英雄”。
但在1997年国企大规模民营化中，公众开始对以各种优惠获取国企资产的民企产生反感，企业家被称为“小偷”。韩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甚至专门成立“经济教育局”以扭转企业家在公众中的灰暗形象，保护企业家群体。宋丙洛教授就一度在汉城大学组织活动，代表企业家与教授和学生对话，为企业家价值辩护。而随着民营化企业在最近几年的业绩普遍攀升，民营化运动和民营企业家逐渐得到认可。
而企业家价值的具体体现，被韩国业界普遍认为是适应环境变化、把握产业规律的能力。三星在60年代搞轻工比如纤维，70年代转型重工比如造船，80年代进军IT比如半导体，把握住了每一次产业升级的机会。其创始人李炳吉吉把三星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因为可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适应变化进入新产业是前提，彻底了解新的产业则被尹炳哲等人士认作另一个重要条件。重工业所不同于轻工业的市场特点、消费群、产业链结构、周期、银企关系等等，都需要新进入重工业的企业家仔细体会。尹炳哲举例说：轻工业对资金需求不大，当时企业通过向银行适量贷款可以维持发展；搞重工时，很多企业依然一味依赖银行贷款，负债率普遍达到300%-400%，当经济景气、产销渠道畅通时不会有麻烦，而一旦经济不景、渠道不畅，资金链断裂，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对于在2004年受宏观调控影响而陷入困境的中国民营钢铁企业，韩国钢铁界非常关注。从事钢铁业30余年，曾在韩国、新加坡、中国分别任职的吕完九先生就对复星钢铁等中国民企提出建议：
“对于单个的企业，降低成本是第一位的，因为竞争会变得更激烈。第二，确保稳定的销售渠道，譬如多多发展家电、汽车等稳定的合作客户。第三，确保稳定的原材料来源，目前全球都存在原材料不足的情况。第四，注意细分市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对一般产品的需求必定会下降，而高端产品的需求会很稳定，譬如汽车业。
虽然中国产量目前很高，但经济周期是常态，低谷总会到来；所以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结构调整，否则会受到致命打击。政府要搞好基础建设和电力供应。小规模公司可以考虑引进外资扩大规模；要准确预测需求，不要轻易扩大产量；因为钢铁一旦开始生产，减产非常之难。另外，《京都议定书》就要生效(编者注：本篇报道完成的时候，《京都议定书》已经生效。)，要及早考虑环境和节能问题，否则会受到别国制裁。”
网上找的，另参考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