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关陇集团是怎么回事
关陇集团是指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
广义的关陇地区还包括陕北、山西西部、内蒙南部地区。因历史学家陈寅恪表述 “关陇集团”而成名。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指一个人很有才干，在朝廷内可以为相，在朝廷外则可以为将）的文武兼备的人才集团建立隋朝、唐朝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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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集团结束：
史家雷依群雷依群的《论关陇集团》指出，关陇集团已从隋文帝时期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宇文泰的良好指挥，关陇集团在其有生之年能够真诚团结，与外界统一。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和摩擦，但他们之间的和谐合作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在宇文泰死后，出现一众的叛乱等矛盾。这些事件意味着关龙军政集团内部出现了危机。另外，杨坚势力的崛起直接导致了关陇集团的衰亡。
在杨坚统治时期，其政权中的人物摆脱了“关中标准”的限制。杨坚统治后，关陇集团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杨坚接受禅宗，建立隋朝。黄永年认为关陇集团只是存在于西魏、北周和隋朝初期，关陇集团到唐初已不复存在。
⑵ 中国有几艘航母
中国拥有的航母数量可不是一两艘，而是整整四艘! 下面我们就盘点一下，到底是哪四艘航母。
辽宁号
辽宁号航空母舰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该舰是我国海军的第一艘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的航空母舰。其前身为前苏联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1985年12月4日开工，1988年11月下水，当时命名“瓦格良号“。
苏联解体后“瓦格良“号被划归乌克兰所有。据环球网报道，1992年初，中国得到消息称乌克兰想要出售“瓦格良“号航母，同年3月中国派出的专家团赶赴乌克兰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经过艰苦谈判与长途跋涉，10年后，这艘航母终于抵达了中国大连。
又经过近10年改造返修，焕然一新的“瓦格良“号于2012年9月交付中国海军，并正式更名为“辽宁“号。 辽宁舰全长304米，满载排水量67500万吨，属于大型航母，可携带包括歼15战斗机在内的越50架各型作战飞机。
“辽宁“号是第一艘真正服役于中国海军的航母。该舰的加入不但让中国海军整体作战能力有了跨越式的进步，也推动了我国材料学、空气动力学、力学、信息学等一系列先进科学的发展，从而为建造第一艘国产航母打下了基础。
001A型航母
早在2013年8月的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记者询问有关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消息。当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给予的明确答复:辽宁舰是我国的第一艘航母，但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艘。
从首度曝光到最近的官方公布消息，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终于基本确定。环球网也曾报道，这艘网间命名“001A“型的国产航母，目前正位于大连造船厂内，今日将下水舾装。
虽然目前还没有该航母的任何确切数据，但坊间猜测该航母排水量达6。5万吨采用常规动力，主要武器将是试验已接近尾声的歼-15，其可以搭载40-45架歼-15型舰载机。另据环球网报道，该航母以“山东舰“命名的机会最高。鉴于人民海军的第二个航母基地已基本确定设在海南，以便于应对复杂的南海局势，按此推论，首艘国产航母的母港或许就在那里。
现在也许有人会问这才两艘呀，说好的四艘呢?下面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候了。
基辅号
在天津滨海航母主体公园，有一艘巨舰停靠在岸边，这就是“基辅“号航空母舰。
“基辅“号是基辅级航空母舰的首舰。该舰于1970年于乌克兰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它是前苏联20世纪70年代制造的一级航空母舰，也是前苏联发展的第二代航空母舰、第一级搭载固定翼舰载机航空母舰，也是世界上第一艘(级)搭载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的航空母舰。
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继承该舰。由于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实力不足，最终于1993年退役。2000年，天津市政府作为废钢铁从俄罗斯购入“基辅“号航母，并将其改造成航母主题公园对公众开放。上海救捞局“德意“号拖轮拖离俄罗斯维佳耶夫军港开始启程，途经大西洋，绕好望角，穿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驶入渤海湾。于2000年8月29日顺利抵达天津南疆码头，历时102天，航程16850海里。
其实最早基辅级在前苏联正式舰种并非航空母舰，而被称作“重型载机巡洋舰“或“重型反潜巡洋舰“。该舰全长273米，满载排水量43500吨，属于中型航母范畴。该舰可携带33架舰载机，其中雅克-38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12架。与其他航母不同的是该航母还携带了大量的防空反舰导弹，其火力足以媲美当今任何一艘大型驱逐舰。
“基辅“号航母现已改建成为酒店，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在2012年1月1日试营运，成为中国首家航母酒店。“基辅“号航母复原改装和配置的各种武器装备都是1∶1的仿真模型，基本上反映了该航母在役时的原貌。
明斯克号
在中国的南方城市深圳也曾有一艘作为主题公园的航母，这就是明斯克号航母。
明斯克号航母是前苏联“基辅“级航母的二号舰。该舰于1978年服役，曾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主力舰。在设计上“明斯克“号于“基辅“号基本相同，都拥有当时最精良武器装备。“明斯克“号航母全长为274米、宽为47。2米，飞行甲板面积等同3个标准足球场，整舰体积则相当于一座18层高的商住楼，主锚链重达2000余吨。
“明斯克“号于1993年退役。由于当时俄罗斯经济低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明斯克号当废铁卖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价格仅为1300万美元!1997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韩国考虑维持该舰成本难以负担，又将该舰以5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到中国，1998年9月，“明斯克“号来到广东东莞沙田港，1999年8月拖至广州文冲船厂，进行封闭式大规模修整与改造。2000年5月9日驶向深圳大鹏湾，成为世界上少数由四万吨级航母改造而成的大型军事主题公园之一。
此后，“明思克“号数度易主。2013年大连永嘉集团买下了“明思克“号。2016年4月2日下午，陪伴了深圳人16年的“明斯克“号航母离港起航，4月8日抵达浙江舟山整修。据《舟山晚报》报道，5月2日中午，整修完毕的“明思克“号启程前往江苏南通。依托“明思克“号，江苏首座航母主题公园将在南通苏通科技园崛起，预计2017年开业。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基辅“号和“明斯克“号没有改装成战斗航母而是成为主题公园的展览船?这主要是应为“基辅“号和“明斯克“号作为前苏联第二代航母，其设计之初主要定位还是大型载机巡洋舰，舰载机并非该舰主要武器。
诸如类似反舰作战任务依然是以舰首“花岗岩“反舰导弹为主，其携带的雅克-38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作战半径只有240公里。另外，该舰排水量只有4万余吨，属于中型航母范畴，改装难度极高，即便强行改装作战能力也很有限。
而辽宁号的前身“瓦格良“号是前苏联第三代航母，也是前苏联第一种以舰载机作为主要武器设计的航母。该舰排水量大，舰长达306米，几乎跟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相同。“瓦格良“号改装难度小，改装后作战能力强，符合中国海军未来发展需求。
虽然中国目前有四艘航母，但真正服役的只有辽宁舰。不过，最近已经证实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即将下水舾装。
未来，中国海军将会拥有两艘能够执行战斗任务的大型航母!
⑶ 永嘉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有什么特色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是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道光之后，学界涌动着一股反思汉学、回归宋学的潮流。其时，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掀起了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胡适语），它实际上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后期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王泛森， 第5-6页）尽管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归为所谓的 “宋学”，但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一、强国敬乡：复兴永嘉学的动力
近代知识分子对永嘉学派的认知首先来自于清初的《宋元学案》。《宋元学案》所描述的永嘉学派，是曾经与朱、陆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不幸的是，这一学派的传承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了，300年后的《宋元学案》尽管给予永嘉学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但是在编者（同时也是解释者）看来，永嘉学对当代的适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流弊，这从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均可窥见。如明前期的黄溍认为叶适之学“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黄宗羲对此进行了辨正：“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宋元学案》卷五十四，第1794页）黄宗羲的这段话实乃对黄溍的一种反驳，其主旨是认为，叶适非但不是一般的文士，而且对纠正“后儒”的流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黄宗羲也认为，叶适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因此，黄宗羲尽管没有明言，其实却默认了永嘉学派仍然是程学一脉，这一点在拿陈亮与永嘉学派进行比较时更加明显。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父亮又崛起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宋元学案》卷五十六，第1832页）全祖望也认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宋元学案》卷五十二，第1830页）全祖望评价薛季宣之学：“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第1690页）所谓“大本未尝不整然”，仍然是讲薛季宣之学中事功的成分与程学的内核是相应的，未致决裂，故谓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产生了更为“新尖”的王学，因此对清初士人而言，也许通过和会朱、王之学，就可让儒学的内圣获得形式上的圆融，至于外王一路，只不过是内圣的扩充而已。因此，从《宋元学案》编者的立场出发，清初士人对永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
清代中叶，温州文化日益陷入颓势：“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学，悯温之荒，殷殷诱焉而不能破。”（《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第325页）
从道光年间开始，以孙希旦、孙铿鸣、孙依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这对温州地区而言可能意味着区域文化的重光。孙希旦认为：“盖吾乡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轾者，必推之乾、熙诸儒。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睿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 （《礼记集解》第7页）所谓“永嘉先生之风微矣”，并不是说永嘉地区从此无学，而是说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学术资源，至乾嘉时代，永嘉地区的文化传统已经被主流学统所嫁接，其学只是主流学统的支脉。当然，南宋永嘉学派从一开始也是程学南传的一支，但是发展到陈傅良、叶适时代时，永嘉学派已经与温州当地文化小传统相结合。（参见何俊）从提高区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发，复兴永嘉地区特有的永嘉学派是本地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清末黄群将他编刊的一部永嘉地方文献丛书命名为“敬乡楼丛书”，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献、复兴区域文化传统，是“敬乡”的具体行动。
孙希旦之后，站出来复兴永嘉学的是孙依言、孙铿鸣兄弟。孙氏兄弟推行永嘉学之所以有一些成果，其缘由就如宋恕所言“以科第仕宦之重动父兄子弟之听”：由于孙氏兄弟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由他们挑起复兴永嘉学的重担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永嘉学派的复兴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宋恕指出：“至国朝嘉、道间，而我外舅止庵先生与外伯舅琴西先生起瑞安孙氏学，经史百家师陈、叶，为文胸秀朴茂，语不后宋。识者谓逼陈、叶，然世方惑邪阮李，崇浮徐李，束《左》《马》，外《孟》《庄》，或圣方、姚，哲管、梅，谓陈、叶不入茅《选》，桐城不道永嘉，势应利求，党同伐异，交抑二先生，使名勿赫。” （《外舅夫子瑞安孙止庵先生八十寿诗序》，《宋恕集》第215页）这段话描述了清中叶知识界为帖括之学、骈体四六、桐城古文、梅曾亮以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知识谱系所垄断，因而对永嘉学派采取了漠视和无知的态度，这也反映了复兴永嘉学派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但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这座精心构建的八宝楼台轰然倒塌；当对旧传统的信仰渐渐消退时，一些历史上曾经消失的传统便浮出水面，永嘉学由此获得了再生的机会。在孙氏兄弟之后，继起的孙诒让、陈黻宸、陈虬、宋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存续了永嘉学的近代命运。
二、汉宋之间，独树一帜
众所周知，永嘉学派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被形容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近代命运也与此十分相近。当道光之后汉、宋两个营垒展开激烈辩论之时，亦暴露了双方的弱点。杨念群指出，江浙学人非常注意清算为宋明理学所道德化了的穷理通传学脉，在此之外梳理出了一条能用较客观标尺独立地把握的“格物”路径和学统。他们认为，稽古之道并非是一类能直接付诸事功致用的行为模式，按政治与道德功用的标尺来检视，“通经”未必与“致用”直接沟通。（参见杨念群，第149-150页）而宋学，则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以内圣开出外王，但是往往陷入主观臆说，流于空疏，有致用之志，却无致用之术。
不过笔者认为，杨先生在使用“江浙学人”一词时，并未区别浙东与浙西学术取向的差异；实际上自南宋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浙西——在文化地理上浙西与苏南是一体的——的浙东传统，只不过这一传统在清代的大多数时候活跃于宁绍，其代表人物自然是全祖望、章学诚，而在温州的一支则长期沉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孙氏兄弟、父子的崛起打破了这一沉寂。
孙诒让在谈到刊印《永嘉丛书》的必要性时认识到，当时学界汉宋之学这种对立的分裂局面，最终将会损害国学的传承，永嘉学传统资源却可以“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永嘉学在近代的新使命即在于此，永嘉学复兴的契机更在于此！
那么，近代永嘉学是如何调和汉宋的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乃是通过“以史学补汉学之短”这一重要途径展开的。
罗志田在分析陈寅恪与乾嘉学的关系时，曾指出史学并非乾嘉学术所长。（参见罗志田）而史学本来是浙东学术的长项，但是到了明代，受八股科举和王阳明心学的夹击，出现了衰落的势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自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废，而姚江王氏之学又颇轻史，史学危矣。”入清后，虽然有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诸大师维持史学，但继兴的乾嘉之学，又压制了史学的发展：“而江、惠后学之弊又早如钱嘉定所讥，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其弊之极则且不治古经，不涉三史，专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而问以三代制度，犹茫然如江甘泉所讥矣。”另一方面，公羊学也轻视史学：“至庄、刘一派异军特起，渐入湘、蜀、岭表，其后学虽大率能陈非常之义，而末流废史虚矫之弊或几等于洛闽，而所谓史学家者则大率抄胥耳。” “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第326页）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具体而言，孙氏兄弟做了以下工作：在学术史的梳理方面，孙依言编录的《瓯海轶闻》58卷，其中甲集《永嘉学术》21卷中，有17卷是与宋代永嘉学派有关的。本书对载籍所见关于永嘉文化的记载全部做了摘录，疑缺矛盾之处，则略施按语，断以己意，其搜讨之勤、考订之精、持论之平，至今在地方史研究领域也是极为罕见的。孙铿鸣则撰写了《陈文节公年谱》、《周行己年谱考略》，尤其是后者，对史料奇缺的周行己的生平作了初步的梳理，筚路蓝缕，实为可贵。
同时，孙依言在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本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3种。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自北宋末期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孙诒让则编撰了《温州经籍志》36卷，著录温属六县作者1300多家，搜罗宏富，体例谨严，考证精详，历时八年纂成，1921年刊行后，即蜚声士林。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则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瑞安建置沿革表》、《唐静海军考》，并校辑了《永嘉郡记》，而他对甲骨文的开创性研究，则突破了旧金石学的窠臼，堪称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先声。（参见雪克《孙诒让学术要著述略》，《孙诒让纪念论文集》）
如果说孙氏父子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地方史领域的话，后起的陈黻宸、宋恕则对通史有相当的研究。陈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此书的长处不在于考证，而在于史论以及史学理论。陈黻宸高度重视具体学科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认为史学除了包涵政治、法律、舆地、兵政、术数、农工商学外，还包涵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社会学，而尤其以政治学、社会学为肯綮，此二者中，又以社会学（或社会史）最重要而为中国学术界所忽视。（均见《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陈黻宸集》第675-676页）
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今日有志之士，惨目世局，气愤懑不能平，往往抽思于高远之域，广阔之观，驰骋议论，欲以处置天下事。然或富于治才而未周于治理，遂至抵牾竞出，适成凿枘，舌敝耳聋，但以供无识者之一噱。”这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社会史研究，缺乏扎实的国情调查，很多议论根本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因此陈氏大声疾呼：“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均见《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社会之原理》，《陈黻宸集》第680页）这一呼吁，既是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的批判，也是对好发空论的宋学的批判。
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是很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他自己有过打算，想以心性、经济、文学、武功、辟邪、死义、开化、觅地、制器九门类，作《欧洲名人传》，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懂西洋文字，不能阅读第一手史料，因此“仅据亚洲所译汉字西史论次其人，将来流传欧洲，必贻疏陋之讥”。 （《六字课斋津读·史家类第六》，《宋恕集》第64页）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总之，以经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作新国学，躬行西学
在清末学术裂变中，如何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是晚清知识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温籍知识分子对此作出了独特的回答。
1．作新国学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当欧风美雨来袭、烧经之说甚嚣尘上时，他们都感到了忧虑和痛心。孙诒让忧心忡忡地描述了当时民间和知识界发生的危险情况：“窃谓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稣基督之诬诞，《新约》、《旧约》之鄙浅，而乡曲儇子，崇信哗然，非有悦服之诚，是藉富强之助。输泉帛而润以脂膏，集兵力以广其保护，而牛马维娄之计，为蛇豕荐食之图。而中华儒者，犹复绅佩而谈诗书，雍容而讲礼让，非徒淹中缉简，无裨鲁削，窃恐议瓜骊山，重睹于秦坑。” （《答温处道宗湘文》，《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孙诒让遗文辑存》第84页）温州开埠以后，基督教挟西欧对华政治军事胜利之威，在温州传播非常迅速，其势骇人。而当此累卵危局，旧国学学者却闭眼谈心性，或埋头故纸堆，实无补国家于万一。清理旧学的矛头所指，就是僵化的程朱理学。在西学冲击下，早在同治年间，孙铿鸣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时，就对原有的官方理学从内涵到外延都提出了怀疑，同时指出在批判、改造理学时，又要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这才是“真理学”。
晚些时候的宋恕则更为激进，他首先否定理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他说：“世称洛闽之学为理学，此名大不正也。百氏之学皆有条理，何独儒家？儒家之学皆有条理，何独闽洛？古今无无理之学，别立理学之名，于理学之解且茫然矣。” （《六字课斋津读·九流百氏类第一》，《宋恕集》第89页）他进而根本否定了二程道统：“及至伊川，以纯法之学，阳托儒家，因轲死之谬谈，建直接之标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隐，党盛势强，邪说持世，世主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说之便己，遂私喜而独尊之。民贼忍人，盘踞道统，丑诋孤识，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种无地自容，一线微言，此次遂绝。” （《致夏穗卿书》，《宋恕集》第521页）
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陈黻宸认为：“夫以中国四千年圣人之治，不为之鲜扁弥缝，修吾声名文物，而徒震惊乎异域杂霸功利之见，儒术之衰，非吾辈责欤？” （《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陈黻宸集》第511页）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完全有“融会中西，贯穿古今，通经致用”的优良传统，只不过长期以来为官方的理学、乾嘉朴学、宋学所遮蔽而已。为了存续国学一脉，赋予传统文化以近代新生，他们提出了清理旧存、吸收新血的主张。其中，永嘉学派的事功精神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
在清理旧学时，除了批判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从广义的角度看，康梁之学其实也属于理学）外，温籍知识分子还它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宋恕认为：“宋室南渡，瓯学始盛。陈叶诸子，心期王佐，纯于永康，实于新安。新安师徒，外强中鄙，阳述孔孟，阴祖商、李，媚上专权，抑制殊己。闽党横行，百家畔降，而瓯学亦几绝矣。” （《书陈蛰庐〈治平通议〉》，《宋恕集》第238页）永嘉学比朱子学“实”，即重视制度、重视外王的开拓；比永康“纯”，即全祖望所说的将功利之说“一洗之”。宋恕之永嘉学派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主题——“事功”。
陈黻宸也对“事功”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识到，如果单纯地强调永嘉学派功利的一面，则与西方“域杂霸功利之见”富强之说无异。他在宋恕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地分疏了功利和事功的区别：“无事功之心性，无用之学也。无心性之事功，无体之事也。且舍心性而言事功，溺富贵利功名之士，窃其术以贼天下。”与永嘉学派非常亲近的吕祖谦曾说薛季宣“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陈黻宸认为吕祖谦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有误解：“夫事功者，为天下，非一己也，出于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天下太平，国家乂安，民宁其居，乐其业，亦何事功之云……”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事功，是出于对天下国家的承当和责任，根本不是好事喜功；他们的事功完全是在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指导之下的：“叶正则与及门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声动人，闻者至泣下不自禁，呜呼，是亦发于心性之自然而不能自已者也。盖心性之学，非空言静坐之谈也，以求夫仁义礼智之扩充而施于天下，一夫不获，时予之辜，愁然终日，不敢有佚乐之心，若舍我必无人任焉者。即有任者，我则不敢让。”（《南武书院讲学录·第三期》，《陈黻宸集》第642-644页）
由此，陈黻宸大声疾呼，儒家的真精神虽然在传承中发生了偏差，但是以此认为“吾中国伦常太重，此所以弱也”而发出“烧经哉！烧经哉！祸我中国者，经也”的言论是非常谬误的。他呼吁对六经给予正确的认识；他将六经与西方哲学相比，认为如果六经可烧，则欧洲就可烧孟德斯鸠、卢梭之书，因为与这些思想家一样，六经承载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理想：“夫读孔孟之书，而仍归于无用者，吾未见其读孟德斯鸠、伯伦知理、卢梭之书，而遽可以用也。抑果知孟德斯鸠、伯伦知理、卢梭之书之有用，而即可知孔孟之书之有用矣。” （《经术大同论》，《陈黻宸集》第552页）
2．躬行西学
在呼吁作新国学的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他们不但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陈虬的利济医院开创了中国初等医科教育的先河，陈黻宸则被认为精通新式教育，而多省争聘，先是出任浙学堂监督，震动了浙江学界，继而又被两广总督岑春暄奏调两广方言学堂（实即外语学校）监督，充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陈黻宸聘用了日本教师6人，法国教师2人，教授德日英法四国语言，成果斐然：“清季两粤学堂如林，而造就人才一方言为独多，益见先生教道之宏”（《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第1207页）；返乡后，接手陈虬的利济医院，创办温州中学医学堂。
至于朴学大师孙诒让，他对浙南初等师范事业的贡献，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参见童富勇《再论孙诒让教育思想》、朱鹏《孙诒让与浙南师范教育》，载《孙诒让纪念论文集》）他还在温州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如1904年组织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铅矿，同年创设东瓯通利公司、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用轮船开辟温州至上海沿海航线，嗣后又发起创办了人力车公司，发展温州市内交通，1905年被提名为江浙渔业公司副总经理。由于他积极领导实业发展，在瑞安工商界拥有极高的声誉，1905年8月被推举瑞安商会总理，领导温属六县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参见周立人《孙诒让与浙南地方实业》，《孙诒让纪念论文集》）
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不乏呼吁振兴实业、以商战立国者，但是真正能像孙诒让那样亲自参加实业开发、深深介入经济活动的，已经是寥寥可数，而在如此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无双”（章太炎语）水平的，更是唯此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孙诒让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奇迹，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文化资源之一，正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
从晚清温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态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思和怀疑，对事功的推崇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合内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贵探索（参见陈安金、王宇），使得温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 永嘉学派在近代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四、 结论
研究思想的传承、流变以及在传承中发生的变异，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这一课题又尤其重要，因为近代知识分子复活了多个在历史上一度断绝的传统。这种复活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是否为了适应新语境而根本改变了原传统的核心特征？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我们对近代思想史上思想家的评价和认识。
具体到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正如陈黻宸说：“通商以来，风气稍移，浮浅之徒，侈谈西学，剽窃失据，转或刍狗诗、书，求其融会中西，贯穿古今，通经致用，蔚为一代儒宗者盖鲜。夫以中国四千年圣人之治，不为之鲜扁弥缝，修吾声名文物，而徒震惊乎异域杂霸功利之见，儒术之衰，非吾辈责欤？” （《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陈黻宸集》第511页）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叶适认为这是向儒家“道之本统”的回归（参见何俊《叶适与道统》，《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 “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而这三者又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因此可以说，永嘉学派近代命运这一个案，展示了儒学在各种情境下存续的某种规律。
⑷ 温州永嘉县哪里可以股票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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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永嘉事业单位招聘2022
2022年浙江省温州市永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并未开始，目前永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没有相关的考试公告发布，按照去年的考试时间，永嘉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是在下半年考试。2021年永嘉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时间是2021年8月份，所以2022年永嘉县事业单位招聘的时间大概率也是在下半年的8-9月份考试。大家不用着急，想要报考永嘉事业单位的小伙伴可以等下半年的招聘考试。
目前永嘉县已经发布的招聘信息有卫生系统的招聘，于4月30日发布了卫生健康系统公开招聘医学类工作人员，招聘总人数是252名。报名时间是2022年5月13日-2022年5月16日，报名网站是浙江省卫生健康人才网，今天是报名时间的最后一天，想要报考卫生系统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报名。考试时间和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的考试时间一致，都是5月29日。
永嘉事业单位招聘2022
⑹ 身价200亿富二代，自曝为什么他们圈子都喜欢找网红恋爱
如果要说起大家都很羡慕的身份，那一定是明星了，但是那基本不可能实现。其次就是还有点可能的富二代身份了，如果你们的朋友之中有富二代，或者经常看到富二代的新闻，你们就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一出生就已经拉开了的。
哈哈，开个玩笑了。好了各位网友们，你们觉得富二代这个身份好吗，如果你们是戚帅，你们的择偶观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哦，也给小编来个点赞加关注吧，谢谢你们啦！
⑺ 永嘉之乱与八王之乱是一回事吗
“永嘉之乱”与“八王之乱”不是一回事。
1、永嘉之乱是指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西晋中后期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
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
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2、八王之乱，西晋中后期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以杨骏被杀后卫瓘、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并与贾后对抗为起始，以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宣告结束。
前后历时16年，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内讧。引发了西晋亡国以及近300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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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嘉之乱”事件影响
南北对立
永嘉乱时，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康（今南京），闻愍帝遇害，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导帮助，又拉拢得江东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的拥护，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从此东晋建立，下开宋、齐、梁、陈之局。
北方则自刘渊称号建国，到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前后136年间皆陷纷乱状态，先后兴起很多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后南北分裂达270余年，南北对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之论。
2、“八王之乱”影响
八王之乱历时达十六年，期间时有战乱，后期朝廷已无法掌握全国，受战乱影响地区亦愈来愈大。除了诸王互相攻伐的战事外，期间还有氐人齐万年的变乱，以及成汉和汉赵两个政权针对西晋朝廷的一系列战争，南方亦有变民杜曾、王如及张昌的起事。
这些战事都对全国不少地区都造成严重破坏，饥荒、疫病频生，亦令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求活，成为流民。
成汉的领导者李特、李流、李雄皆本住略阳，就因逃避齐万年叛乱而入蜀，但就因为益州刺史赵廞见八王之乱的局面而有自立之愿，就任用了他们为爪牙，及至后来赵廞以及下任刺史罗尚的处理失当而令李氏叛晋自立，建立十六国中的成汉割据政权。
早在东汉末年南匈奴诸部就因黄巾之乱内迁河内郡，曹操分匈奴为五部时，各部人亦都聚居在并州一带，直至晋朝。匈奴族人刘渊在八王之乱中与成都王联结，并借此联结匈奴诸部，壮大实力。成都王被王浚等击败后，刘渊就乘时而起，建立汉国，更是日后灭亡西晋的力量。
魏晋年间，除匈奴外其他外族亦有内迁，而八王之乱期间及后续亦屡见外族参与中原战事，如并州刺史刘琨曾多次与代王拓跋猗卢联结对抗汉国的进攻；王浚与司马腾亦曾与乌桓人及段部鲜卑联手对抗成都王。这些促成五胡乱华及十六国时代。
⑻ 如何评价深圳市永嘉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有个朋友是他们家公司的设计师，偶尔会和我聊聊公司和工作，永嘉的设计团队挺大的，ABC三个设计小组，十二三个人，因为业务量还挺多，所以团队才这么大吧，在设计公司里算是大的了，一般的设计公司估计也就三五个人。
具体业务就是包装设计为主，还有其他VI方面的设计，主要是在食品行业，做了十年了吧，两个老板很年轻，都是80后，公司氛围很轻松活泼，上班都是听音乐工作的，设计师80-90不等。
朋友说公司今年初开始提升了，不仅仅做设计，还搞品牌策划了，也就是帮助初创品牌做设计和推广工作，全盘性质的，老板年轻有冲劲，所以朋友做得也很努力，主动加班啥的很勤快。
他们老板给公司的定位是【以更加实效的策略服务客户，以更富创意的设计打动市场，让每一个方案都掷地有声】。所以你应该可以判断公司值得入职了。
至于什么工商信息类的，去网络他们家官网查看吧。这里就不多说了。
⑼ 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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