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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埔村的百年外贸
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只保留粤海关，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国船“必须下锚于黄埔”，广州被定为全国唯一的外贸通商口岸。当年粤海关黄埔挂号口便设在黄埔港，与此配套，还开设了税馆、夷务馆、买办馆和鳞次栉比的酒楼商号。按《粤海关志》黄埔税馆图，黄埔税馆遗址在黄埔村酱园码头一带的河堤旁，前半部分架设在水上，两侧分别建廊子和栏杆，后半部分是主楼，高两层。《粤海关志》记载，1789年，外国商船泊于广州，共计83艘。同时有6个国家近百艘船在黄埔汇集停泊，黄埔村昔日的盛况，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成为小渡口的黄埔古港停泊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瑞典的“哥德堡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外国商船，每一艘商船都为它的主人带来了大笔财富。
该村港口的进口货值在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进口总值中占很大的比重。据《中国国际贸易史》统计，以1817年为例，广东当年对外贸易的进口总值为2348万元，而通过黄埔港的进口总值为1971万元，占全省进口总值80%以上。黄埔村港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直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处为通商口岸，广州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才日渐削弱。同时，原古黄埔港码头因江畔淤泥日积月累，影响海舶停泊，于是在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将黄埔挂号口移至长洲岛北岸（现黄埔军校旧址所在地），但仍沿用“黄埔港”之名。到了1937年，珠江北岸的鱼珠、横沙乡一带，兴建码头，当时称为“黄埔新埠”。
考古专家表示，目前能反映广州外贸名城历史的遗址有南越王墓、古代船坞、南海神庙、长洲岛等，但反映17～19世纪历史开发的仍很少。而凤浦（黄埔村）则可以填补、衔接这段历史。
黄银英一头银发，戴着大大的眼镜，年逾古稀的她是广州市华侨研究会副会长，从事黄埔村历史和华侨文化研究工作已有20年。黄埔村
“研究了20年，呼吁了20年，现在看到黄埔古港正在逐步恢复，真的很欣慰。”1986年，黄银英在一次华侨联谊活动中无意获知黄埔村是广州的一个古港口，而且其华侨文化也极具特色，于是便开始对黄埔村进行考证研究。黄埔村是典型反映广州特点的侨乡。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出洋人数最多，时间最早。1990年统计资料表明，当地居民3029人，旅居海外和港澳地区的有1446人。仅梁氏家谱记载，自清雍正八年(1730年)至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族人旅居国外的有19人。
村民出洋的目的地是按姓氏相对集中的。在早期，胡氏族人较多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冯姓族人较多往日本；梁姓族人则较多往美国，家谱中也有往古巴、秘鲁等地的记载。“二战”后，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出现再次移民浪潮，总的趋势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黄埔村旅居国外各族人的后裔也逐渐再移民，其中较多往美国、加拿大，一部分往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地。
清代，黄埔港是广州的外港，有时近百艘外国商船停泊在这里。而黄埔村一些人原来就是做生意的，由于有对外交往的便利条件，不少人向外洋发展，自然就是继续经商。此外，黄埔村也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掠夺劳动力、拐卖华工出洋的见证地。自18世纪末起，西方国家为了取得廉价的劳动力开发本土及殖民地，纷纷向中国寻求劳动力。先是17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黄埔偷运华工到澳门，再转往马六甲、槟榔屿等地。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获得各种特权。1859年，广东地方当局在英法联军统领衙门的压力下，首次批准英国人奥斯丁在广州设立招工公所。1860年，清政府也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中有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等地做工的规定。从此，外国殖民者在中国掠夺、贩运华工活动从隐蔽转向公开化。 兼具“乡村”“都市”侨乡特色黄埔村
黄埔村人非常善于利用在对外交往中积累的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办企业，并把产品打出国门。“老广州”都知道由广生行生产的“双妹”牌化妆品是个知名的品牌。它是由黄埔村人梁国森和朋友冯福田以及林先生三家创办的。当时成立了广生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公众公司的性质，股票可以买卖，类似现今的上市公司。据其后人回忆，广生行总部在香港、上海、杭州等地设有数十间分行，以上海的规模最大，战后还在新加坡、泰国等地设了分行。广生行的“双妹”牌化妆品不仅中国人喜欢用，一些外国人也喜欢用。
“我们以前在研究各地的侨乡文化时，发现大部分为乡村侨乡文化，即华工被卖，在海外被奴役，接触到的都是一部部血泪史。但我们在研究黄埔村华侨文化的时候，却发现这里除了乡村侨乡文化外，还具有都市侨乡文化的特点，黄埔村移民的目的是多元化的，有经商、有留学、有做工。作为对外贸易港口，黄埔村华侨的视野比较开阔，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很多名人。”黄银英说，“我们在随后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出洋经商才应该是广州人出洋的第一原因，这都是从黄埔村的研究中得到的启发。”
黄银英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关注华侨历史大多只注意到他们的艰难困苦，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华侨在海外是非常有地位的，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这也是目前华侨文化研究界的一个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