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哪裡有世界五百強名單
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05/07/05/001060964.shtml
在這里可以看到歷年的500強企業
㈡ 韓國股票史 知道的來
給你個全點的答案,包括韓國\日本\台灣:
高速發展的經濟體
都出現了股市大泡沫
我們選擇的是同處亞洲市場的日本、中國台灣地區、韓國和泰國四個市場，選擇的時間段分別是1982-1992年（10年）的日本市場、1983-1990年（7年）的台灣市場、1985-1992年（7年）的韓國市場和1986-1998年（12年）的泰國市場。我們之所以選擇上述市場，在於上述時期內，這四個國家或地區都展現了與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相似性。
首先，這些國家或地區都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日本1960年代就開始騰飛，持續高速增長了3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台灣地區、韓國與香港、新加坡緊隨日本之後，於1970、19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因為後面的兩個市場較小，受外部影響較大，獨立性較差，我們不對其進行重點考察），而泰國則是後來興起的「亞洲四小虎」之首。經濟的高速增長與股票市場牛市興起的背景基本吻合，這四個國家和地區在泡沫產生之前，都經歷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在泡沫時期，四個市場的GDP通常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其中，日本為4.12%（盡管增速有所下降，但還是延續了1960、1970年代的增長勢頭）、台灣為7.69%、韓國為7.97%、泰國為8.5%。
其次，這些國家或地區基本都經歷了本幣升值的過程（泰國除外，其在泡沫期間仍然實行聯系匯率制度）。1980年代中期，為解決美國經濟面臨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的困境，1985年9月，美日等五國簽訂「廣場協議」，旨在降低美元對日本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匯率，由此導致了日元的急劇升值，韓元和台幣也緊隨其後，紛紛升值。其中，日本在1984-1995年本幣對美元升值63%，台灣在1985-1992年升值幅度達到38%，韓國在1985-1989年升值幅度達到25%。
我們發現，在上述時間區間內，這些市場的股市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大泡沫。而各市場估值差異性也較大，並可能長期出現系統性偏離，從而考量泡沫大小需要綜合各種因素，不能簡單地以PE、PB的高低為唯一指標，因此，我們給出對於大泡沫的統一描述：
（1）短時間內上漲幅度驚人，至少都有數倍的漲幅；（2）泡沫破滅後的下跌幅度很大和速度很快（跌落幅度超過50%以上，時間1-2年內）；（3）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通常超過3-5年）沒有有效創出新高，股市整體投資收益顯著降低，甚至長時間為負。
以下我們統計了中國台灣地區、日本、韓國和泰國等幾個市場的泡沫特徵，為便於比較，我們也提供了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相關數據。
日本日經225指數從1982年9月的7000點，漲到1989年底的39000點，其中，歷時7年時間，漲幅達4.63倍。達到高點後，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時間，跌去60%，股指從39000點跌到1992年10月的17000點。直到今天，日經指數仍不到高點時候的一半。
台灣加權指數從1983年的440點，漲到1990年的12000點，其中，歷時7年，漲幅高達26倍。達到高點後，股指一路快速下跌，用了1年時間，就跌去78%，股指從12000點跌到1990年底的2700點附近。直到今天，台灣加權指數仍然沒有達到12000點的歷史高點。
泰國曼谷綜合指數從1986年7月的130點，漲到1993年的1700點，其中，歷時7年時間，漲幅高達12倍，達到高點後，股指震盪整理了2年時間，然後從1996年初開始快速下跌，用了2年半時間，跌去80%，股指從1700點跌到1998年9月的250點。直到今天，泰國曼谷綜合指數也沒有恢復到歷史高點。
韓國綜合指數從1985年10月的140點，漲到1989年3月的1000點，其中歷時3年半，漲幅達到6倍以上。達到高點後，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時間，跌去50%，股指從1000點跌到500點，低點後2年時間有所恢復，但短暫的新高後，韓綜指繼續下跌，並一直到2005年才實現了對歷史新高的有效突破，期間歷時15年。
上述四個市場的泡沫盡管都不小，但是比較而言，韓國市場的泡沫相對較小，無論從跌幅、下跌的時間以及恢復的時間來看都是程度最小的（後面我們還將從估值角度分析，韓國市場估值也是最低的）。順便提一下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泡沫破滅後也出現了快速下跌，2000年受美國科技泡沫影響短暫創出新高，但實際上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才實現對泡沫高點有效突破。另外，作為比較，我們也列示了H股指數、上海A股與深圳成分指數近年來的漲幅，上海A股4.5倍漲幅，深圳成指6倍漲幅，H股漲幅更大，有8倍。
因此，我們傾向於認為新興的市場總是會出現一輪因為經濟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也是本幣升值的內在根源）導致的牛市，牛市發展到後期，大型泡沫的出現似乎不可避免，這可以被一種行為金融學上的心理自我強化機制來解釋，而泡沫破滅後，都迎來了相當長一段低投資收益的時期。
泡沫時期的市場特徵分析
既然泡沫看起來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讓我們來好好地解剖它、研究它。以下我們來觀察在泡沫生成、吹大的過程中的某些市場特徵。
1、估值水平比較
首先來看泡沫時期各個市場的估值情況（下面提到的市盈率和市凈率如果不特別指出則皆為靜態指標，由於業績預測的不確定性，國際上一般都用靜態或者滾動指標作為衡量指標）。
日本一直被我們認為是一個高市盈率的國家，但是實際上，我們通過研究其歷史市盈率的變化發現，在1980年代的初期，日本東京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只有20倍左右，隨後，日本市場市盈率逐漸提高，從1980年初的20倍，逐漸推升到1987年的70倍，1987至1989年三年時間內，盡管股指繼續上漲，但是PE相對維持60-70之間，因此，日本市場不過5倍的漲幅中，有3倍漲幅來自於估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泡沫加速膨脹的後面幾年中，市盈率水平並沒有持續提高，而是維持相對高位震盪，這反映了泡沫後期的企業盈利情況增長較高。為說明問題，我們以日本的企業利潤數據為證，日本製造業稅後利潤於1988財年增速達到52.34%，1989財年也有18.80%，而股指在同期只漲了50%，當然，我們相信這期間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利潤還應該來源於證券市場資產價格上漲（交叉持股、投資收益等）帶來的正反饋收益。1990年泡沫破滅後，盈利水平伴隨經濟增速一起下滑，這加速了日本泡沫破滅的過程。隨後的1990年代中期，由於日本企業效益的下降，大量微利或者虧損企業出現，導致市場整體市盈率水平一度突破過100倍，不考慮這段時期的市盈率變化，日本整體市盈率水平在泡沫破滅後，到目前已經恢復到1980年代泡沫初期的20-30倍左右水平。PB水平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較大的，日本股市在達到1989年底的最高點5.4倍PB以後，整體PB水平就伴隨股指一路下降，在股指達到最低點後，PB水平為1.7，隨後的多年直到現在，PB一直維持1.2至2之間的水平。
在股市泡沫上面，中國台灣是與日本最為接近的市場，而且，漲跌幅度都超過了日本。在1990年初的泡沫高峰期，中國台灣整體市盈率達到70倍以上的最高點，之後迅速下降，9個月時間內下降到只有20倍左右的水平，隨後有所恢復到30倍左右，至今的多年時間內一直在20倍左右水平。而PB水平也是從泡沫高峰期的8.9倍，下降到1991年底的3倍左右，1992年初有所恢復回到4倍，隨後跌至1993年初的2.26倍。相比日本而言，中國台灣的泡沫破滅速度更快，而且在破滅後的最初幾年內，經濟增長與公司盈利增長速度並沒有顯著地下降，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台灣泡沫的破滅更多地體現為估值的下降。
與中國台灣、日本相比，韓國的泡沫程度要小很多，在泡沫產生和破滅中，韓國的PE水平一直維持15-25倍之間，PB也相對較低，在1-2倍水平左右。
泰國的泡沫盡管一點不遜於台灣和日本，但是在估值上，PE與PB在泡沫期都不是很高，在牛市初期的時候，只有10倍，在泡沫最高峰的1993年底，也只有26倍，不過泰國市場的PB值相對韓國而言較高，泡沫高峰期達到過4倍。在1989年的時候有過短暫的估值高估階段，PB最高7倍，PE30倍，1993年股市新高的時候PE、PB都有所下降，並沒有超過1989年的最高估值水平。
我們認為PB才是較穩定的估值指標，從PB看，國內估值也已經接近或者超過多個市場高峰期估值，就靜態估值PB、PE，僅僅相比台灣，我們還顯得比較溫和。
2、整體證券化率比較
估值水平是微觀層面的比較，我們還比較了資產證券化率這一宏觀指標。我們發現，在中國台灣、日本的泡沫高峰期，其證券化率分別為180%、150%左右，泰國和韓國相對較低，尤其是韓國只有61.7%。比較而言，中國目前單考慮A股證券化率就為108%，但根據證券化率的本意，我們還應算上在香港和美國等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市值，這樣，我們的證券化率為158%，這一水平已經可以與日本、台灣泡沫期的證券化率水平相提並論了。
另外，再考慮到國內GDP構成中有相當部分是三資企業和外資的貢獻，而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沒有在國內上市，因此，我們的證券化率應該比發達國家更低才合理。
3、金融地產行業的演變規律
在行業結構上，得益於資本市場繁榮，各個市場的金融類股票漲幅居前。日本市場盡管普漲明顯，但金融類漲幅相對居前；台灣泡沫高峰期金融類100多倍PE，因此，盡管泡沫高峰期的三年內金融行業漲幅巨大，但很大的貢獻來自於估值提升；韓國盡管整體PE不高，但2000年以金融服務為首的行業PE達到最高，相應證券類為首的金融行業漲幅居前，達到40多倍；泰國證券類漲幅達到20倍，而銀行股表現一般，稍好於指數漲幅。
各個市場的房地產行業與股市的發展也密切相關，這與房地產具有極強的金融屬性有關。我們比較了上述四個市場發現，日本的房地產市場與股市走勢基本吻合，在1983年到1990年的牛市行情中，日本六大城市地價指數漲幅為3.6倍，於1990年9月達到峰值，隨後就伴隨股指基本沒有反彈的下跌，一直到今天，仍維持在1983年左右的水平。由於土地稀缺，日本東京地價在房價中的比例高達65-80%，一般城市在60-75%，因此，地價指數與房地產指數相關性非常強。而台灣地區在1980年代末房地產與股價齊漲時，房地產價格也上漲2倍以上，房產價格由於調控政策也開始下跌，但是下跌幅度遠沒有股市大，尤其是台北市這一大城市房價的抗跌性更強，在1992年達到高峰後，盡管緩慢下跌但跌幅不大，到1996年也只有20%的跌幅。相對股市而言，韓國的房價指數走勢更為穩健，房價整體漲幅相比而言不是很大，全國房價指數從1986年到1991年達到局部高點，上漲80%，隨後出現盤整格局，至2002年以來繼續上漲。泰國的房價指數抗跌性也較強，上世紀90年代早期，泰國房地產價格急劇上漲，漲幅在2-3倍，受到金融危機沖擊，1998年，房屋價格平均下跌15%至20%。
我們研究發現，各市場的房地產走勢與股市走勢有很強的正相關性，但不同步；房價走勢相對股市而言波動相對要小。
是什麼導致了泡沫的破滅
1、泡沫的破滅時間與實體經濟衰退、升值結束與否沒有必然聯系
既然泡沫的產生有著很強的規律性，那麼泡沫的破滅也似乎成為必然。現在很多人認為既然牛市泡沫的產生一般都是伴隨著GDP和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長，以及本幣的持續升值過程，那麼，泡沫的破滅通常的先兆就應該是經濟增速出現下滑，或者本幣升值預期結束的時候，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發現，泡沫破滅的時間與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幣升值是否結束沒有必然聯系：首先，從GDP增長的角度，台灣和韓國的經濟增長在泡沫破滅後依然較為強勁，盡管比泡沫破滅前有所降低，但到1997年金融危機以前仍分別保持了5.79%和6.08%的較高增長水平，泰國泡沫在1996年破滅，那年的經濟仍然高達5.9% ，而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也是在泡沫破滅後的一年以後；其次，從本幣升值與否的角度，日元在1995年前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升值、台幣的升值也持續到1992年，而這個時候，泡沫早就完全破滅了。因此，不能認為只要GDP仍然保持較高速度增長、本幣升值仍然持續，就認為泡沫不會破滅，換言之，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幣結束升值不是泡沫破滅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我們還發現，除了日本之外，泡沫的破滅對實體經濟影響並不是非常大的，盡管股票市場陷入低迷，但是，GDP增速仍會保持較為快速的增長，這其中，台灣、韓國、泰國市場泡沫的破滅對實體經濟發展並沒有產生太大影響。而之所以日本股市泡沫破滅後，進入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期，其中的原因在於日本銀行介入資本市場太深，積累了大量壞賬，泡沫期投資生產的設備出現嚴重過剩、房產和股票下跌導致企業和個人負債提高，隨後的10年經濟低速乃至負增長，稱為「失去的十年」，泡沫破滅對日本實體經濟的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2、各市場泡沫時期的調控措施比較
各國面對資產泡沫的出現，無一例外，都採取緊縮性的政策調控，而利率提高等緊縮性調控政策產生的累積效應的確能成為擠破泡沫的最後稻草；而當泡沫破滅後，降息等提高流動性的寬松貨幣政策往往也於事無補。
我們首先來看日本的情況：1980年代初，日本市場的漲幅和估值水平處於穩步提升階段，因此，日本政府並沒有刻意採取強硬的調控政策限制股市發展，這時的最大問題在於貿易日益增長引發的日美貿易摩擦。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經濟的短暫衰退，為此，日本政府還採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於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兩次調低了官方貼現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2.5%。而1980年代後期，日本開始意識到資產價格膨脹的嚴重性，於1989年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3.25%，又於1989年底進一步提高到4.25%。1990年8月，為防止海灣戰爭可能導致的石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日本中央銀行採取了預防性緊縮政策，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6.0%，於是積重難返的股市開始暴跌，泡沫破裂。相反，在泡沫破滅期內，由於擔心經濟持續衰退，日本貨幣當局重新轉向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連續降低利率（在隨後失去的十年中，利率降低到零），增加貨幣供應，但是收效甚微。
其次，與日本非常相似的中國台灣地區市場上，似乎是完全的一個翻版。由於新台幣在短期內大幅升值，對當時的中國台灣地區經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1985-1987年，台國際收支賬戶中短期資本凈流入猛增，為延緩外資進入，中國台灣地區還引導利率不斷下調，從1983-84年的7.25%，調低到1988年的4.5%，但仍無法阻止熱錢湧入，新台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劇。1980年代末，資產泡沫快速膨脹，迫使台灣採取一系列強硬的緊縮政策：比如開放外匯管制，大幅提高居民匯出資金的額度限制，引導企業對外投資；實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並隨後大幅升高存款准備率和再貼現率，採取緊縮政策降低貨幣供應量，其中，1989年4月再貼現率從維持了一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時，嚴格取締地下金融活動，打擊股市非法資金等等。其中，最嚴厲的調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當局宣布恢復徵收證券交易所得稅，股市投資者信心受到嚴重沖擊，股指大跌55%。但其後，為避免崩盤，台灣當局對其政策予以澄清，並鼓勵機構進場護盤，導致投資熱情重新點燃。還是與日本相似，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普遍預期油價將上漲，外資撤離，中國台灣地區股市開始崩盤。
再次，我們來看韓國，在1980年代初，韓國的利率水平相對保持較低水平，從1987年開始，韓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過度投機使物價水平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於1988年12月宣布了一攬子利率自由化措施，包括放開大多數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貨幣市場工具利率等，結果利率急劇攀升，1989年基準利率——拆借利率達到18%，自由化計劃被迫中止。泡沫破滅後，利率也隨之下降，在1990年代基本維持在6-8%左右水平；同時，還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從1985年的4.5%逐步提高到1991年歷史最高點11.50%，並一直維持到1995年。
最後，泰國的牛市泡沫啟動和破滅時間比上述三個市場要晚，泰國實施的匯率盯住制度使中央銀行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一直維持著較高的利率水平，1980年代以來，一直到1990年代，泰國最小貸款利率多年一直維持在12-16%水平浮動。1995-1996年，由於出口增長下降、泰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短期資本開始外流，為了維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吸引外資流入，防止外資流出、更為了抑制資產價格泡沫，泰國中央銀行被迫繼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不斷收緊銀根，持續提高利率。1996年，由於經常項目逆差迅速擴大、泰國經濟形勢惡化、使泰銖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這為國際投機資本提供了可乘之機，1997年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
3、外資在泡沫產生與破滅中所起作用
四個市場的證券自由化程度各有異同：日本是四個市場中自由化開展時間最早、程度最深的，其在1980年代初就允許境外投資者投資國內市場，而中國台灣、韓國的證券市場自由化進程則較慢，台灣在1990年股市大跌的時候才引入QFII制度，寄希望於境外資金入場救市，而韓國在1992年引入QFII制度，也是在其泡沫破滅後實施的制度。
因此，我們認為，外資在泡沫產生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毋庸質疑，尤其是日本、中國台灣和韓國市場正處於本幣升值階段，外資通過多種渠道進入境內的房市和股市，而盡管泰銖並沒有升值，但是由於升值預期明確，同樣，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泰國，因此，外資在助推境內房市、股市泡沫中的確起到相當作用，外資的進入直接助推了泡沫的吹大。但泡沫的產生最主要是由於本土資金的推動，我們注意到在泡沫時期往往本土投資者都展現了極大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泡沫破滅時與外資的關系也不大。以日本為例，實際上外資從1980年後期就開始陸續撤離日本，最後的泡沫瘋狂階段，基本由國內資金推動。而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外資比例都很小，外資在泡沫後期的撤離對泡沫的破滅更多的只是心理意義。其中，只有泰國市場受外資影響算是最大的，這與其在1995年以後繼續保持高利率吸引外資的政策有關，1995年泰國證券市場外國投資比重僅4.8%，1996年快速上升到34.25%，在金融危機前更是達到44%以上的水平，金融危機後外資撤離，的確對國內市場造成較大負面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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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韓國股市，目前代表性的指數即KOSPI指數，其囊括了相當於韓國主板市場的KOSPI市場的所有上市公司，類似於中國上證指數的地位，是韓國市場走勢 的標桿。首個韓國全國性指數誕生於1964年，當時只有17支成分股，此後，在1979年，重新編製成為KCSPI指數，那時已經包括了35支成分股，而 如今，作為市值權重的指數，KOSPI於1983年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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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60年代初，韓國政府開始致力於經濟建設。鑒於資源貧乏、但人力豐富的國情，韓國政府決定集中力量在服裝等輕工領域。這也是韓國以日本為榜樣，借鑒其從輕工業入手經濟建設的道路。70年代，韓國逐漸把從輕工業中積累的資本、企業家能力、良好的人力資源投入到化工、鋼鐵、造船等產業，開始向重工轉型。同時，70年代與朝鮮的對立逐漸緊張，更加劇了朴正熙政府准備戰爭、發展軍工的企圖。在整個重工化過程中，政府都採取各種優惠手段激勵民間企業參與，民企的重型化與國家的重工化始終緊密結合，之間並無脫節。
這與中國的產業發展脈絡大相徑庭。在50年代初所處的國際局勢和後來的冷戰思維下，中國選擇了以中央計劃主導、優先發展重工的道路，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其間，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年均增速分別是9%和14%。整個80年代，民企的誕生和積極參與，帶動中國輕工業高速發展，1979年至1991年，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年均增速顛倒過來，分別是14%和10%，洗衣機、電冰箱等家用消費品的增速更在此數倍之上。
80年代開始的輕工發展激發了對能源、原材料等重工產品的需求，這使「二次重工化」在90年代中期日漸明顯。從1990年到2004年，重工占工業總產值比例從51%上升到68%，輕工則從49%下降到32%。而從十年輕工發展中積累起資本和企業家能力的民企，開始與這股重工化趨勢合流。但是，中國的民企卻遠不如韓國同輩幸運，後者在由輕到重的過程中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前者卻在政策、資金、市場環境等問題的牽絆中步履維艱。
政府支持下的韓國重工模式
「沒有政府支持，民間企業不可能完全依靠自我的力量實現重型化」，這是6位受訪者幾乎眾口一詞的判斷
韓國友利金融集團前總裁、韓國金融計劃標准委員會主席尹炳哲(Yoon Byung Chul)先生總結那段歷史，認為韓國政府的特殊作用造成了韓國重工化既不同於西方國家、又迥異於中國的模式。
「70年代，我們從輕工業里積累起了資本，可以進入重工。那時候中國也一樣在搞。但不一樣的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全是國企，受計劃指導；韓國是資本主義，企業出於自願進入重工業。而同為資本主義，韓國和西方國家的差別又在於，我們的政府積極幫助企業，而西方企業要靠自己。這就是如現代造船、三星造船等民企在70年代得以成功的背景原因。
當時韓國政府對企業給予各種幫助，比如進口各種工業材料，降低關稅和稅收，大量建立道路等基礎設施，出台相應的政策法規；甚至如果有企業選中一塊地方建立工廠、需要拆遷，政府也會出面幫助勸服居民。」
與中國相似，韓國也有幾次經濟開發計劃。其中第三次是從1972年到1976年，專注於重化工產業，緊接著的1975年到1979年，實行「政策金融支持(financial aid by government sector)」，政府將其70%的資金投入重工。同時，政府做出決策，把汽車、鋼鐵、化工、電力等不同的產業劃分給經評估認為最適合的企業，並全力支持。1975年以後，韓國學習日本、大量成立綜合商社，這成為大宇、三星等大企業集團以日本三菱為榜樣在世界各地擴張的開端。這取得了成功：70年代被稱為重化工時代和出口時代，1976年綜合商社占總出口比例是28%，1979年達到49%。70年代初輕、重工比例是58:42，90年代末變成20:80。
在政府對企業給予的各項支持中，韓國《經濟學家》雜志總編輯金光洙(Kim Kwang Soo)先生認為，資金安排最為重要。
「重工是國家骨幹產業，需要很大的資金、設備、土地、和人力，需要大量出口，產業周期很長。民企即使有錢，也不敢獨立去做，因為要投入全部的資本，風險很大。並且，當時韓國企業的資金來源很有限，政府沒有完全開放金融市場，股市不完全，韓國經濟也不發達，難以吸引到外國資本。
如此，韓國政府就通過兩家國有銀行，產業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在其中發揮作用。當時國家儲蓄很少，是政府指示它們把不多的居民存款以很低的利息貸給從事造船、鋼鐵、化工、汽車等產業的企業。政府還向外國借貸資金，而後轉借給企業。」
韓國中小企業研究院院長金因侯(Kim In Ho)估計，70年代民企進入重工業所用到的資本中，其自有資金佔25%，其他75%都靠政府幫助籌措。他斷言，如果沒有政府支持，70-80年代不可能有輕工到重工的轉型，民企只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實現。
但是，在70年代政府扶持下進入重工的民企仍在少數，更多的企業因為資金和技術的缺乏而仍然專注在輕工業，比如後來的大企業中，LG當時做牙膏、SK做纖維。在激勵無效的情況下，政府只能成立國有企業從事難度最大的重工產業。不過，金因侯指出，當時大多數的國企都經營不善，所以一旦有民企願意接手，政府就將其出售。早在1962年，政府就將國企仁川煉鋼出售給私人經營、後來被現代集團收購，轉而開始建造一個更大規模的煉鋼廠，這就是在今天盈利居全球之冠、於2000年私有化的浦項制鐵。
這種單個的民營化案例一直不間斷地延續，直到1997年金融危機後國企整體的大規模私營化。
國企重工大面積民營化
1997年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決心不再干預自由市場，將幾乎所有國企重工加以民營化，並對接盤的民企給予大幅優惠
政府全力支持和主導的重工化，在不斷促成產業增長的同時，也為後來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金因侯認為，政府利用政策之便為被扶持的企業提供各種支持，即是禍根。
「70年代開始的重工化中，企業受政府影響，並非由市場配置資源，這就導致一些問題。第一，政府投入很多資金，但並不意味著對重工產品的市場需求也多，產品銷路不暢，產生不良企業。第二，很多資金在政府指令下進入重工企業，但這些企業經營不好，就給金融業帶來問題。第三，企業遇到困難後自己沒有信心去解決，要求助於政府，同時政府也不放心，一直取代市場、自為主導者。所以一旦出現問題，就會有連鎖反應。
後遺症在80年代就浮現出來，當時雖然意識到了問題，但解決的力量不夠，就一直積累下來，直到1997年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其實當80年代重工業有一定基礎時，政府就該及時退出，把責任分散給企業和市場承擔。80年代後半期時日元升值、美元貶值，日本出口出現問題後便開始進行結構調整，但韓國錯過了這個時機。90年代韓國也沒有大的改革動作，效率不斷下降、外資懷疑韓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緊接著就是1997年……」
金融危機之中，韓國政府投入了160萬億韓幣以恢復經濟，這個數字占政府年預算一半以上。韓國政府徹底認識到，本不該代替企業插手市場運作。於是，政府成立臨時機構和管理委員會，頒布《國有企業民營化促進法》；開始大規模的民營化運動，把業績本就普遍低迷的國企出售給民企，並不再以政策、貸款等手段干擾企業運作。
民營化的主要方式是由韓國產業銀行等官方機構主持競價拍賣，以第三方會計機構為企業的估價為基礎，賣給出價最高者。如果公開競價中無人願意購買，則採取面對面交易，由政府選定認為最適合的企業進行私下協商，並給予買家一定優惠。金光洙稱，私有化即使表面上對國內外投資者都保持公平，但對本國民企會有傾斜。
在《中國企業家》采訪的韓國民企中，斗山重工和浦項制鐵就是在2000年後國企重工私有化的典型。斗山重工的前身是韓國重工，政府採取將股份集體出售的方式，由具有百年歷史的民營企業斗山集團將韓國重工的國有股份全盤接入，具體金額不得而知。
對於浦項制鐵，則是政府將其持有的70%股份公開出售給包括其管理層、外國股民、浦項公司、韓國產業銀行、普通民眾在內的各方，股權極為分散。浦項制鐵前副總裁、韓國鋼鐵協會執行董事呂完九(Yeo Wan Goo)稱，因為鋼鐵是諸產業的基礎、需要在產業間公平分配，所以政府明令不允許一家企業或機構購買超過一定份額的浦項股份，不願意某單一股東完全控制公司。目前，浦項制鐵由其管理層打理。而據漢城大學前副校長、經濟學終身教授宋丙洛(Song Byung Nak)介紹，當年政府給予浦項公司的價格十分優惠，如果當即轉手即可在市場上獲得3倍的回報。
另外一種比較普遍的民營化方式是針對重要的基礎設施。宋丙洛介紹，對於鐵道廳的民營化，就沒有採取直接賣給民企的方式，而是先把鐵道廳變成公社，即一種集體企業性質的機構，工作人員的身份由公務員變成上班族；經過這樣一道中間過渡之後，才逐步私有化，最後賣給民營企業。
雖然在民營化過程中存在給予民企優惠的傾向、也時有官員受賄的丑聞爆出並引發民眾和工會的反對，但韓國政府卻決心將其推行到底。1997年金融危機到現在，政府擁有的150家國企中，80%已經完成民營化。
對於民營化的整體效果，金因侯顯得非常樂觀，稱「幾乎所有企業都大大提高了經營能力」。譬如，浦項鋼鐵的運營利潤率由1999年的17%提升到2004年的27%；而斗山重工的運營利潤率則由1998年的2.5%提升到2004年的8.5%。「為應付全球競爭，民營化是一個好辦法，為提高效率而進行民營化是世界性的趨勢。」呂完九對《中國企業家》說。
卓越的領袖能力成為關鍵
在韓國，企業領袖被認作和政治領袖一樣珍貴的國家財富；宋丙洛說：「東西方之間的戰爭還在繼續。我們不止需要政治家，更需要比爾·蓋茨那樣的企業家。」
有了在輕工業中積累起來的資本和管理能力、受政府大力支持，但轉型重工的韓國民企大多數都以失敗告終。一個為世人盡知的例子是大宇集團。在60年代依靠貿易起家的大宇在後來由於無法應對重型化所要求的大額資金運作，終於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陷入絕境。
即使失敗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在宋丙洛、金光洙等一批人士心中，成功轉型重工的企業都具備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擁有卓越的企業領袖。
「企業為何成功的答案，掌握在企業家手中。三星是由輕工轉型重工的民企典範，其創始人李炳吉吉寫的一本書我讀過很多遍。他談到三點，第一，搞好企業是為報答國家回報社會；第二，一定要做到第一；第三，要盡最大的努力。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是小學畢業，現代集團一開始就進入了建設、化工等重工領域，這和三星完全不一樣；但鄭的原則和李炳吉吉很相似，是為了回饋社會。浦項創始人朴泰俊是軍人，開始根本不懂做生意，但他報效國家的原始動力和精神一直維持到現在。當時有一個說法：浦項靠海，如果做不到第一，浦項人就只能跳海。LG和SK都是家族集團，原則都是做世界第一。還有Supex，以Super+Excellence為宗旨。
這7個最成功的企業，總歸到一點：只要有卓越的領袖，無論輕工還是重工，都能搞好。韓國企業領袖工作之認真，我覺得世界第一。他們經常請大學教授授課，從早上7點就開始聚會、工作，這在歐洲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
一個體現企業家價值的實例來自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由於現代集團在建立之初就直接切入重工業，政府支持不能完全滿足其巨額的資金需求，鄭周永於是求助於國外。70年代初的韓國還非常落後，西方沒有人願意到韓國投資，但鄭周永硬是用自己的滿腔熱情打動了外資，贏得了信任。後來現代重工順利建成，鄭周永本人在韓國被尊為「英雄」。
但在1997年國企大規模民營化中，公眾開始對以各種優惠獲取國企資產的民企產生反感，企業家被稱為「小偷」。韓國政府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甚至專門成立「經濟教育局」以扭轉企業家在公眾中的灰暗形象，保護企業家群體。宋丙洛教授就一度在漢城大學組織活動，代表企業家與教授和學生對話，為企業家價值辯護。而隨著民營化企業在最近幾年的業績普遍攀升，民營化運動和民營企業家逐漸得到認可。
而企業家價值的具體體現，被韓國業界普遍認為是適應環境變化、把握產業規律的能力。三星在60年代搞輕工比如纖維，70年代轉型重工比如造船，80年代進軍IT比如半導體，把握住了每一次產業升級的機會。其創始人李炳吉吉把三星的成功歸結為一句話：「因為可以適應時代的變化！」
適應變化進入新產業是前提，徹底了解新的產業則被尹炳哲等人士認作另一個重要條件。重工業所不同於輕工業的市場特點、消費群、產業鏈結構、周期、銀企關系等等，都需要新進入重工業的企業家仔細體會。尹炳哲舉例說：輕工業對資金需求不大，當時企業通過向銀行適量貸款可以維持發展；搞重工時，很多企業依然一味依賴銀行貸款，負債率普遍達到300%-400%，當經濟景氣、產銷渠道暢通時不會有麻煩，而一旦經濟不景、渠道不暢，資金鏈斷裂，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對於在2004年受宏觀調控影響而陷入困境的中國民營鋼鐵企業，韓國鋼鐵界非常關注。從事鋼鐵業30餘年，曾在韓國、新加坡、中國分別任職的呂完九先生就對復星鋼鐵等中國民企提出建議：
「對於單個的企業，降低成本是第一位的，因為競爭會變得更激烈。第二，確保穩定的銷售渠道，譬如多多發展家電、汽車等穩定的合作客戶。第三，確保穩定的原材料來源，目前全球都存在原材料不足的情況。第四，注意細分市場，生產高品質的產品；對一般產品的需求必定會下降，而高端產品的需求會很穩定，譬如汽車業。
雖然中國產量目前很高，但經濟周期是常態，低谷總會到來；所以要未雨綢繆，提前做好結構調整，否則會受到致命打擊。政府要搞好基礎建設和電力供應。小規模公司可以考慮引進外資擴大規模；要准確預測需求，不要輕易擴大產量；因為鋼鐵一旦開始生產，減產非常之難。另外，《京都議定書》就要生效(編者註：本篇報道完成的時候，《京都議定書》已經生效。)，要及早考慮環境和節能問題，否則會受到別國制裁。」
網上找的，另參考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