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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享健操盤美的白電市值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0日 15:36 《新財富》
作者： 孔鵬
美的電器( 30.40,-0.32,-1.04%)的轉變，反映出中國家族控股企業的創富模式已經發生根本變化。股改前，由於制度原因，何享健家族無法獲得對上市公司合法而穩定的控制權，因此，選擇通過關聯交易等方式強化對上市公司的控制，並且利用上市公司的資金優勢幫助美的集團發展其他產業，淡化上市公司在集團內的地位。
2005年中期開始的股改為何享健家族取得對上市公司的合法控制地位提供了契機，從而使其財富與上市公司的業績、市值緊密掛鉤，並進而推動了美的電器市值管理策略的實施。數據顯示，自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一年多的時間，按復權價格計算，美的電器的股價上漲了768%，而同為白電行業龍頭公司的格力電器( 34.90,0.00,0.00%)和青島海爾( 16.00,0.15,0.95%)同期漲幅分別為393.74%和307.22%。2005年末，美的的市盈率僅為10.17倍，比青島海爾的13.28倍和格力電器的13.23倍遠為遜色；到2007年第一季度末，其市盈率迅速攀升到46.49倍，遠遠超過格力的33.54倍。
研究發現，由於短期市值管理目標不盡合理，可能會給美的電器的長期發展留下隱患。在管理層主要為職業經理人、股權激勵豐厚的情況下，為了實現較高的短期市值目標，管理層很可能會實施風險性較高、可持續性不強的營銷策略，不利於美的電器的技術積累和產業升級。不僅如此，美的電器還增加了對上游供應商的資金佔用，在白電市場競爭激烈、其產品並不強勢的背景下，這一做法並不明智。
我們認為，美的電器市值管理戰略不應追求成長溢價而應追求品牌溢價，不宜制定過細的短期市值管理目標。國際研究和實證經驗說明，美的電器可以按線性關系設計業績目標與管理層薪酬，從而促成企業長短期利益的一致。 本刊主筆 孔鵬/文
如果一個投資者在1993年11月12日，也就是美的電器(000527)上市的首日以收盤價19.85元買入該股股票，並一直持有到2005年底，則該股的復權收盤價為36.48元，市值在12年間僅僅增長45.6%，而同期上證綜指從865.97點上漲到1161.06點，漲幅為34.08%，該投資者只不過略微跑贏大盤。但是，如果該投資者從2006年初以收盤價買入美的電器並持有到2007年4月30日，則市值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里增長768%，而同期上證綜指的漲幅僅為231%(圖1)。兩個時期投資收益率巨大差異的背後，是美的電器實際控制人何享健家族「市值管理」戰略的實施。
美的電器在集團內部
地位從「活雷鋒」變「白電旗艦」
股改完成後，何享健對美的電器在整個集團中的地位和定位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股改前，美的電器更大程度上是「反哺」美的集團其他業務的融資平台；股改後，何享健大幅增持美的電器達到絕對控股，又將合肥榮事達洗衣機、冰箱、營銷公司等資產注入，做大做強上市公司的意願非常明顯。
股改前:
利用關聯交易加強控制上市公司，反哺美的集團
2002年4月17日，美的電器分別與順德市現代實業及順德市金科電器簽訂了《OEM框架協議》，委託兩公司生產加工「美的」品牌電飯煲、廚具和電風扇等家用電器產品。同時美的電器還與東澤電器簽署協議，公司部分終端產品通過東澤電器經銷，而上述3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皆為何享健之子何劍鋒。
在實施上述關聯交易之後，2002年美的電器電飯煲產品毛利率迅速從2001年時的31.91%降為8.94%，公司控股的廣東美的電飯煲製造有限公司的凈利潤也迅速從2662萬元下降至150.5萬元。
2003年9月，美的電器斥資6500萬元，整合金科電器下面的風扇業務，並把美的風扇業務遷至中山；2004年6月，「美的電器」又以1788.75萬元收購現代實業，整合其電飯煲業務；2004年10月，美的電器再次出資5200萬元「收編」了金科電器，將之融入美的廚具公司。數據顯示，當美的電器與上述3家公司關聯交易額大幅減少之後，在產品降價、原材料全面漲價的情況下，美的電器的電飯煲產品毛利率又回升至21.57%。
在小家電業務逐漸培養成熟之後，2005年5月20日，美的電器將主營小家電業務的下屬子公司日電集團85%的股權以24886.92萬元的價格轉讓給美的集團，該項轉讓的價格公允性曾受到市場廣泛質疑(表1)。
與此同時，美的集團實施多元化擴張，淡化上市公司地位。2004年，美的集團先後並購了榮事達和華凌集團(00382. HK)；2004年5月，美的集團通過收購股權成為國內最大的通風機製造商上風高科(000967)的第二大股東；2005年8月，由何享健的女婿張建和、女兒何倩興控股的新的集團收購了主營電真空器件、高低壓成套配電裝置的旭光股份( 6.89,-0.77,-10.05%)(600353)。華凌集團主營空調、冰箱，跟美的電器存在同業競爭，而榮事達主營的冰箱、洗衣機業務也同屬白電行業，因此，美的集團的做法使美的電器在集團的地位日趨邊緣化。
此外，美的集團四面出擊，投資1億多元在長沙、昆明發展客車產業，單在三湘客車上就計劃投資15億元；成立了房地產事業部，進軍房地產行業。不過，這些投資並有收到滿意的效果。2005年後期，何享健又重申要堅持家電主業，集團多元化將圍繞製冷和日用電器等產業展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何氏家族對創富模式選擇的困惑。
股改後:
增持以達絕對控股，並注入相關資產
2005年4月30日，中國證監會宣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正式拉開了股權分置改革序幕。由於美的集團對美的電器的實際控制比例只有30%，如果按照10股送3股的常規對價比例進行股改，全流通後何氏家族有可能喪失控股地位。經過精心設計，2006年2月美的電器宣布了股改方案：第一，每10股流通股獲送1股以及5元現金；第二，如果美的電器2006年度相對於2004年度的凈利潤增長率低於30%，或者美的電器2007年度相對於2006年度的凈利潤增長率低於10%，美的集團將放棄當年的分紅，歸除開聯實業(何氏家族控股企業)以外的其他股東所有；第三，美的集團承諾在對價支付完成後的6個月內，增持不少於2億元美的電器股份。而在此之前，美的集團已分別與順德市有利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上海錢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廣東核電實業開發有限公司、寧波銀盛投資有限公司簽署《股權轉讓協議》，計劃受讓該四家公司所持有的美的電器非流通股股份合計2174.64萬股。
2006年3月10日至2006年5月19日間，美的集團通過二級市場，總計使用資金10.8億元，共增持了美的電器148660970股，占總股本的23.58%，平均買入成本為每股7.26元。何氏家族持股比例由2005年末的合計30.8%增加到50.99%。
與此同時，2006年4月25日，美的電器董事、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其中設置了包括「金色降落傘」在內的一系列反收購條款，加強對上市公司的控制。
從全流通後H股和A股對家電股票的估值比較來說，華菱集團等港股對美的集團的吸引力在下降，美的集團有動力將資產注入A股上市公司享受流通溢價。2006年11月底，美的電器完成合肥榮事達洗衣機、合肥榮事達冰箱、合肥榮事達美的電器營銷公司的資產注入，達到50%控股比例，確立了上市公司作為白電業務平台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的電器也改變了分配風格。財報資料顯示，股改後美的電器主要財務指標有了明顯改善(表2)。根據股改承諾，美的電器自2006年起把每年盈利的40%現金分紅，有助於形成穩定的估值預期。更重要的是，2007年3月，美的電器董事會一改多年來派息多而送股和轉增公積金少的分配風格，決議以資本公積金每10股轉增10股，並派息3.5元。這樣，連同計劃中向高盛和管理層激勵定向增發的股份，美的電器總股本將擴至14.12億股，股票流動性顯著增強，有利於估值水平優化。
何氏家族財富與
上市公司市值高度相關
股改完成後，何氏家族所持股份獲得法律上的確認，意味著其利益與上市公司的業績乃至市值密切相關。因此提升股價、增加個人財富，成為美的電器實施市值管理策略的根本動因。
美的電器「紅帽子」的身份是長期困擾何氏家族最大的「隱憂」。1968年，何享健帶領23位順德北鎮人集資5000元創辦一家生產塑料瓶蓋的小廠，這就是美的前身。上世紀80年代美的進入家電業，1992年實行股份制改造，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由鄉鎮企業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由於當時上市法規的限制，股份公司的發起人和第一大股東由國有背景的北鎮經濟發展總公司擔任，持股52.5%，而何享健等創業者只持有22.5%的內部職工股。
從1999年開始，美的管理層逐步從北滘鎮政府手中收購美的電器股權，並開創了國內上市公司實施MBO的先河。1999年6月，何享健間接持股60%、以何享健之子何劍峰為法人代表的順德開聯實業從北鎮經濟發展總公司手中收購了3432萬股法人股，成為美的電器第二大股東，占股7.98%(目前為4.13%)；2000年4月，公司管理層和工會共同出資組建了殼公司—順德市美托投資有限公司(美的集團前身)，由法定代表人何享健間接持股55%，該公司分兩次協議收購北鎮政府下屬公司持有的美的電器法人股，占總股本22.19%，成為第一大股東。
但是，美的電器的MBO一直面臨著法律風險。首先，在其實施MBO之時，國務院、國資委、證監會等主管部門尚未對上市公司的國有股轉讓工作進行規范，而2000年中期國務院緊急叫停國有企業MBO以後，對已實施MBO的企業法律界定不明。比如美的集團第一次受讓股權價格為每股2.95元，第二次受讓股權價格為每股3元，均低於美的電器每股凈資產4.07元，不符合此後出台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權轉讓規定。其次，實施MBO時，何享健等管理層的資金並不充裕，因此採取了變通的實施方法：股權收購款的10%以現金方式繳納首期，其餘90%通過分期付款方式解決；在股權收購協議簽署後，美的集團立即將該股權全部質押給當地信用社，獲得貸款3.2億元，用於支付其餘股權款。也就是說，美的電器大部分MBO收購資金是通過上市公司的股票質押獲得的，而根據《貸款通則》等規定，借款人不得將貸款用於股本權益性投資。據媒體報道，2004年審計署還專門針對美的MBO過程進行了審計。因此，何氏家族獲得的股權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MBO後美的電器的業績不但沒有出現明顯增長，反而出現了下滑。數據顯示，2001年美的電器凈利潤同比下降11.68%，凈資產收益率也從2000年的14.7%下降到2001年的12.01%。不僅如此，美的電器自1999年起連續4年採取派現的分配方式。顯然，派現而非送股的方式無法提高股票的流動性，也無法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可，但是為大股東解決資金問題提供了便利。
在股權控制並不穩定的情況下，何氏家族通過上述關聯交易方式強化對上市公司的控制，並利用上市公司的資金優勢幫助美的集團發展其他產業，也就順理成章了。但這些做法降低了美的電器的利潤率和市場價值。數據表明，美的電器的市盈率水平一直較格力、海爾低20%左右。
因此，對何氏家族來說，股改不僅使所持股份獲得流通權，更重要的是，通過支付對價，其所持股份在法律上獲得明確認可。進而，其作為股東的利益、財富與上市公司的業績、市值前所未有地一致，這種一致性成為何氏家族推進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最大推動力。在2007年2月5日美的電器組織的首次分析師見面會上，何享健針對資本運作的總體規劃明確表態：美的電器將是美的集團最主要的產業平台和資本平台，白色大家電將全部整合到美的電器，美的電器市值增長是大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取向。
激進推行市值管理戰略
為了提升公司業績、做大公司市值，除了注入相關的白電資產外，何氏家族還採取了管理層激勵、優化資產結構、引入高盛、積極改善投資者關系等一系列措施。數據表明，美的電器市值管理戰略取得了明顯效果，自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30日，按復權價格計算，美的電器股價漲幅達768%，是格力電器同期漲幅的約2倍、青島海爾的2.5倍；而何氏家族的財富更暴漲至66.23億元，較其在2006年《新財富》500富人榜中18億元的財富值增加了368%。
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
2006年11月14日，美的電器公布股權激勵草案，授予高管5000萬份股票期權，占總股本7.93%，行權價10.8元。行權條件和方法是：如果美的電器2006年凈利潤同比增長不小於15%，而且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小於12%，則授權日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初行權20%，授權日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初行權40%；授權日第四年也就是2010年初行權40%。股權激勵的對象完全是職業經理人，並不包括何氏家族成員。
利用資產重組優化業務結構，
令盈利與估值高於行業平均水平
2006年11月底，美的集團向美的電器注入合肥榮事達洗衣機、合肥榮事達冰箱、合肥榮事達美的電器營銷公司的股權資產，提升了美的電器的盈利水平。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由於消費升級帶動需求增長，冰箱和洗衣機行業正處於恢復性增長的景氣高峰期。榮事達擁有年產120萬台冰箱、60萬台全自動洗衣機和70萬台雙桶洗衣機的產能，而且開始發展高端的美的品牌冰洗產品，加上同處順德的科龍電器前兩年失勢讓出部分冰箱市場，美的電器的冰洗業務有良好的市場機會。美的集團將處於良好上升通道的冰洗業務注入上市公司，拓展了美的電器的盈利空間。財務數據表明，所注入資產2006年1-7月的利潤率為2.75%，高於美的電器2006年中期的2.6%；凈資產收益率為19.91%，遠高於美的電器的9.78%(表3)。
引入高盛作為戰略投資者
2006年11月21日，美的電器宣布已與高盛全資子公司GS Capital Partners Aurum Holdings簽署《定向發行協議》，擬對其按9.48元每股現金定向增發7560萬股，鎖定期三年。
從公司財務狀況分析，美的電器負債率一直高於行業平均水平，而且新購的榮事達冰洗業務負債率也高達86%，造成公司整體負債水平攀升。引入高盛後，美的電器獲得募集資金7.166億元，如果以所募資金的27.9%償還短期借款，可降低負債率1.8個百分點，並減少利息支出1223萬元；如果以所募資金的72.1%完全償還有息票據負債，可減少利息支出3163萬元，並降低負債率4.6個百分點，可大大優化公司的資本結構。
更明顯的後果是，高盛的入股提升了機構投資者對美的電器投資價值的認可度。在高盛宣布入股後，QFII對美的電器大舉增倉。統計表明，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美的電器已成為QFII第一重倉股，在其前十大非限售股股東中，6家QFII持股市值合計20.09億元。除瑞士信貸和摩根士丹利外，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耶魯大學、高盛公司、富通銀行等均出現在公司前十大股東中。
改善投資者關系
2006年之前，美的電器一直難以進入機構投資者視線，這跟管理層與流通股東溝通不夠順暢不無關系。自2005年起，何享健一改以往的低調風格，多次宣揚美的集團的企業文化和發展戰略，尤其是2010年將實現銷售收入1000億元的宏偉藍圖，傳遞出十分明顯的希望得到各界認可的信號。
2007年2月5日，美的電器組織了首次分析師見面會。董事局主席何享健、董事局副主席美的電器總裁方洪波、副總裁壓縮機事業部總經理蔡其武、董事中央空調事業部總經理張權、家用空調事業部總經理李東來、董事栗建偉、董事黃曉明以及財務總監趙軍悉數到齊。2007年3月，美的電器還公布了《投資者關系管理制度》和自查報告。
分析結果顯示，美的電器市值管理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自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按復權價格計算，美的電器的股價上漲了768%，而同為白電行業龍頭公司的格力電器和青島海爾的同期漲幅分別為393.74%和307.22%。2005年末，美的電器的市盈率僅為10.17倍，比海爾的13.28倍和格力的13.23倍遠為遜色；而2006年末格力的市盈率已經達到19.57倍，已超過了格力的18.76倍，到2007年第一季度末，美的的市盈率迅速攀升到46.49倍，遠遠超過格力的33.54倍，而與具有整體上市概念的青島海爾的57.1倍接近(圖2)。
2007年5月16日，深圳證券交易所宣布成分指數調整，美的電器自2007年5月28日起被調入成本股樣本，這是美的電器自2001年被剔除出成分股後的重新回歸，也使其成為第一家被剔除後又被重新納入成分股的公司。根據《新財富》500富人榜，截至2006年底，何享健家族以財富18億元排名第199位，而截至2007年4月30日，何氏家族的持股市值已暴漲至66.23億元，可列500富人榜第31位。
短期市值管理目標過高，
難符長期發展利益
何氏家族對美的電器的市值目標有短期化跡象，而制定的短期凈利潤目標高於其他行業龍頭企業，可能會對其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首先，美的集團增持美的電器過程中，從開始買入當日的開盤價6元上漲到買入結束日的收盤價9.3元，共耗資10.8億元。據有關報道，這大大超出了何享健原計劃的5億元。因此，美的電器的股價快速上漲將有助於美的集團盡快擺脫成本區。其次，白色家電行業集中度在不斷提升，注冊企業數量與市場活躍品牌持續減少，強勢企業並購整合弱勢企業的趨勢日益明顯。何享健曾表示，美的電器作為集團的資本平台，今後不但將陸續整合集團業務，還將加強在國內外資本市場的運作。無疑盡快做大市值，有利於美的電器低成本並購和擴張。最重要的是，從市值管理戰略的具體目標—管理層激勵計劃所制定的業績指標來看，美的電器針對資本市場最關注的兩項指標—凈利潤和凈資產收益率作出了遠超過競爭對手格力電器和青島海爾的限定：2006、2007年凈利潤增長達到15%以上，而格力電器和青島海爾的目標僅為10%；2006、2007年凈資產收益率必須達到12%以上，青島海爾的目標僅為8%，格力電器並未作出限定(表4)。
管理層實現短期目標的願望較強
美的電器股權激勵的對象共有19人，全部為何氏家族之外的職業經理人。總裁方洪波1992年加入美的電器，2005年8月起擔任美的電器董事局副主席和總裁職務；其餘激勵對象也大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加盟美的。從美的電器所宣揚的企業文化來看，其最看重的是「開放和多元」，這有利於促進家族企業內部的協調運營，靈活地把握商機，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穩健性偏弱、管理層職業經理人心態較重的缺陷。
2006年報顯示，現任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年度報酬總額僅為626萬元，金額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報酬總額為200萬元，金額最高的前三名高級管理人員的報酬總額為350萬元。另一方面，根據股權激勵計劃，美的電器三年內將授出5000萬股期權，按照2007年4月30日美的收盤價37.28元計算，總價值18.64億元。在行權價格僅為10.80元的情況下，確保完成目標凈利潤增長率對管理層的意義不言而喻。
短期凈利潤目標壓力較重，實施策略隱含風險
美的電器制定的短期凈利潤目標高於其他行業龍頭企業，這可能會對其長期發展戰略產生不利影響。首先，美的電器的產品競爭力一直略顯不足，過高的短期凈利潤目標可能會進一步拉大與競爭對手的差距。從產品結構分析，其主要產品包括家用空調、商用空調、家用空調壓縮機業務，2006年底又注入了榮事達的冰箱和洗衣機50%的股權，其中，家用空調的銷售收入占總收入的70%以上，占銷售利潤的65%以上，是最核心的業務。但是，無論在銷售收入還是單台利潤率方面，其家用空調業務都遜於格力而居行業第二位。根據公司公告及中華商務網統計，在2006年家用空調市場，美的電器實現銷售收入106.81億元，占內銷市場份額約20.4%，而格力實現178.56億元，佔25.2%；美的電器2006年空調銷售平均單台價格為1679元，而格力為2201元，比其高出30%以上。
更重要的是，格力電器擁有較強的自主研發能力，有雄厚的技術積累。而美的電器主要通過合資的方式購買核心技術，雖然注重產品開發，但缺乏深厚的技術積累，在提高品質和降低成本方面的技術投入相對較少，比如雖然美的電器和東芝合作在壓縮機領域獲得不錯的盈利，但是商標協議、專利協議等限制了美的電器對研發的投入和人才的積累。短期過高的市值管理目標很有可能會削弱管理層對產品品質方面的關注，在技術方面的投入和積累力度不足，美的電器管理費用率較低並不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美的電器近年來一直採用以增加投入和產能帶動盈利增長的業務發展戰略，可持續性較差。公司的家用空調業務已在國內順德、蕪湖、武漢三地四廠形成了1300萬台的產能布局，2006年新增了林港工業園100萬台OEM的空調產能，商用空調已形成30億元的年產值，壓縮機合資公司具備約1200萬台的產能。假設美的電器2006年僅為2.5%的銷售凈利潤率在2007年、2008年保持不變，要想滿足凈利潤增長率不低於15%的股權激勵條件，就必須使2007年和2008年主營業務收入分別不低於231.6億元和266.3億元。根據年報，2007年度，公司計劃用於家用空調的新增產能資金投入為2-3億元，用於冰洗業務的資金投入為3-4億元。但是，中國白色家電市場的技術與資金壁壘較低，產能增長過速，空調、冰箱、冷櫃及洗衣機等產品均供給過剩，生產與經銷環節庫存積壓持續高位。中華商務網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空調總產量5479萬台，同比增長3.4%；總銷量5334萬台，同比微增1.9%，但年末行業庫存1082萬台，創歷史新高。在核心技術缺失、產品同質化的情況下，美的電器試圖通過擴大產能，利用規模效應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做法，將會進一步加劇市場供過於求的矛盾。與此相應，市場監測機構公布的銷售量數據與公司財報顯示，美的電器的空調業務產品毛利率一直呈明顯的下滑態勢，趨於向行業平均水平接近(表5)。
最後，美的電器尚難擺脫家電行業普遍的降價盈利模式，美的管理層要實現銷售收入增長從而完成利潤目標，仍然不得不採取價格戰的方法爭取市場份額。2007年第一季度，美的電器空調銷量同比增長53%，但均價下降19%；壓縮機銷量同比減少11%，均價亦有11%的降幅。相比而言，格力電器基於技術、質量管理為基礎的競爭能力不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較高的品質得到用戶認同，願意為此支付較高的價格，從而能保持較高的產品盈利能力。格力電器2007年第一季度空調銷量同比增長53%，而均價也提升了4%。
我們認為，競爭激烈的中國白色家電行業正處在產業升級的前期，美的電器要想成為真正的行業龍頭，不應在利潤率水平不斷下滑的情況下追求利潤總額增長，只有改善產品結構、增加高端產品比重、從而提升價格水平才是提高利潤的正確途徑，而美的電器過高的短期盈利目標與之背道而馳。
高凈資產收益率目標或將傷及產業鏈
在制定股權激勵方案前的2005年和2004年，美的電器的凈資產收益率僅為12.48%和12.24%，而在方案制定的2006年達到了14.51%。美的電器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通過對格力電器和美的電器財務報表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美的電器的做法帶有一定風險性。
杜邦分析法表明，格力電器的凈資產收益率一直比美的電器高出5個百分點左右。在二者總資產收益率相近的情況下(2006年分別為3.93%和4.06%)，格力電器的權益乘數為5，而美的電器為2.78，這是格力電器凈資產收益率高於美的電器的主要原因。一般來說，權益乘數較高的企業，其支付能力和現金流量狀況相對較低，但是詳細分析格力電器和美的電器的資產債務結構就可以發現，格力電器的支付能力和現金流量狀況強於美的電器。
首先，格力電器的現金占總資產的比例比格力電器略低，但應收票據占總資產的比例遠高於美的電器。由於應收票據都是銀行承兌匯票，具有很強的支付能力，因此格力電器的支付能力實際上遠強於美的電器。其次，格力電器從上游獲得的商業信用(包括應付票據和應付賬款)占總資產的比例為52.78%，而美的電器為48.60%，格力電器從下游獲得的商業信用(預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例為20.07%，而美的電器為2.67%。二者合計格力電器獲得的商業信用為72.85%，而美的電器為51.27%。格力電器獲得的商業信用構成其非常重要的現金來源。不僅如此，格力電器凈營運資本佔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為-0.40%，而美的電器為1.26%，說明格力電器主營業務收入的增長不需要自己增加運營現金投入，甚至還能產生現金。由於美的電器的營業利潤率只有3.24%，如不改變現有的資產運營效率，增加收入產生的利潤將被運營資金增加所吞噬，而且還必須增加現金投入才能維持收入的增長(表6)。
我們發現，從2006年起，美的電器也有效仿格力，增加佔用產業鏈資金的跡象。《新財富》曾用(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銷售收入、(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流動資產這兩個指標來分析家電零售商對資金佔用的能力(參見本刊2005年9月號《國美蘇寧類金融生存》)。因為家電生產企業還存在著大量的應收票據和應收賬款，也就是說，它們在佔用其他企業資金的同時也在被供應商和經銷商佔用資金，因此，有研究者認為綜合衡量家電生產企業佔用資金能力的指標用〔(應付票據+應付賬款+預收賬款)-(應收票據+應收賬款+預付賬款)〕/銷售收入更為科學。數據表明，2005年，美的(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銷售收入僅為21.96%，而2006年上升到31.68%，即使用後者計算，(應付票據+應付賬款+預收賬款)-(應收票據+應收賬款+預付賬款)/銷售收入也從13.63%提升到19.11%。
但是，格力電器之所以能夠佔用上下游資金，主要是倚仗產品的強勢地位、堅持內銷業務先收全額貨款再發貨的結算方式，而美的電器對下游經銷商的控制力不如格力，因此預收賬款比例並不高，2006年比2005年還有大幅下
❷ 廣東何氏水產有限公司怎麼樣
廣東何氏水產有限公司成立於2011年09月13日，法定代表人：何華先，注冊資本：1,100.0元，地址位於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山根大坑環山路東面綜合樓。
公司經營狀況：
廣東何氏水產有限公司目前處於開業狀態，目前在招崗位38個，招投標項目1項。
建議重點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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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試述清代狀元,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什麼字吊了的貢獻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省海門廳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他創辦我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的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於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裡，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裡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制，隨委託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身後贊譽
張謇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❹ 何氏眼科中簽率
何氏眼科公布網上申購情況及中簽率為0.0175675132%，申購倍數為5,692.32530倍
拓展資料：
1.由於申購新股的資金一般大大超出新上市公司計劃募集的資金，所以需要通過隨機的方式在所有申購的資金中分配股份，以保證申購的公平性。滬市規定申購單位為1000股，每一賬戶申購數量不少於1000股，超過1000股的必須是1000股的整數倍；深市規定申購單位為500股，每一賬戶申購數量不少於500股，超過500股的必須是500股的整數倍。每一個有效申購單位對應一個配號。通過隨機分配的方式決定中簽的配號（即申購成功的申購單位）。則中簽的申購單位與參與申購的有效申購單位總額的比率就是申購的中簽率。
2.中簽率就好比是彩票的中獎率一樣，由於申購新股的人和錢比較多，但是發行的額度有限，又不可能做到人手一股，所以才進行搖號。其過程是按照每1000股來申購的，所以每1000股為一個申購單位並會獲得一個申購配號，然後會來一個抽號，投資人對照號碼，有的則為中簽，沒有的就沒中。用發行量（股）/有效申購量（股），就會得到該新股發行的中簽率了。中簽率越低中簽的可能性就越小。
3.基金跟新股有所不同，新基金發行可以做到人人有份。中簽率的計算方法同上，假設中簽率為10%，那麼你投資10000，就會有1000可以成功購買到該基金，依次類推。
4.優先申購流通市值最大的一隻個股，中簽的可能將更大；由於大家都會盯著好的公司申購，而一些基本面相對較差的股票，則可能被冷落，此時，中小資金主動申購這類行業較不受歡迎的、預計上市後漲幅較低的品種，中簽率則會更高；選擇申購時間相對較晚的品種，
❺ 何氏水產集團是否已上市
何氏水產集團沒有上市。
廣東何氏水產有限公司，創建於1995年，總部位於素有"魚米之鄉"美譽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坐落在山清水秀、人傑地靈的國家5A景區西樵山下，與萬畝桑基魚塘相毗鄰，是集淡水魚養殖、研發、收購、暫養、物流配送為一體的綜合性企業。何氏水產主營水產品有桂花魚、鱸魚、黃骨魚、回魚、生魚等品種，設有質量檢測中心、分級篩選、循環水質處理、低溫暫養、自動化包裝生產車間。通過「公司+農戶」，帶動上游合作農戶超過1.8萬戶，帶動水產養殖面積超過3萬畝。
配備系統化運輸供氧設備和大型冷鏈車隊，銷售網路遍及北京、上海、福州、南京、鄭州、西安、昆明、成都、長沙等國內25個省50多個城市，帶動下游1000多個經銷商，200多個水產批發市場和600多個超市及社區，年帶動交易量超6萬噸，帶動產值超20億元。
❻ 張騫1876入了什麼幕府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 張謇
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編輯本段生平細述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 張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 張謇（前排右三）與暨南學生合影
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於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裡，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裡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
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制，隨委託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文革墓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