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世界上第一家上市的互聯網公司是哪個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2年3月20日，正值歐洲的大航海時代，荷蘭文簡稱VOC。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第一個可以自組傭兵、發行貨幣，也是世界上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由位於阿姆斯特丹、米德堡、恩科豪森、代爾夫特、荷恩和鹿特丹的6處辦事處所組成。到166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擁有超過150艘商船、40艘戰艦、5萬名員工、與1萬名傭兵的軍隊，股息高達40%。認購股份的熱潮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共釋出650萬荷蘭盾供人認購，僅阿姆斯特丹就認購了一半的股份。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空前規模在國際貿易的歷史上寫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
② 張騫1876入了什麼幕府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 張謇
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編輯本段生平細述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 張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 張謇（前排右三）與暨南學生合影
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於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裡，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裡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
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制，隨委託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文革墓毀
③ 狀元、榜眼、探花 進士 舉人 秀才 是怎麼一個關系急用！！！
科舉制度稱鄉試、會試、殿試的第一名為解元、會元、狀元，合稱「三元」。清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即鄉試、會試、殿試。讀書人通過縣一級的考試錄取後稱為秀才，考取秀才的叫「進學」，就是有資格當官學的學生了，如果沒進學當上秀才，不管你多大年紀，哪怕八十歲，也只能稱之為「童生」，享受不了官學學生的一些待遇。秀才參加省一級的鄉試，考取了叫舉人；舉人參加國家一級考試，考取了叫貢士；貢士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取的叫進士。
殿試的前三名分別叫做狀元、榜眼、探花。狀元不必多說，第一名嘛。第二名叫做榜眼是因為，殿試發榜的時候，從後往前出，先出排名靠後的，前三名最後一榜出來，第二名正好在中間，所以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是因為殿試之後照慣例皇帝要請上榜的進士吃飯，宴席上有很多固定的節目，第三名的任務是折一枝花，所以叫做探花。
④ 清末張謇是什麼階級代表人物他主張政治改期嗎
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主張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屬於立憲派的代表人物。
中狀元而掛冠的原因主要有2個，一個是對官場的腐敗與朝廷的媚外的不滿，二是對富國的希望，說明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還是頗有眼光的，看到了什麼才是新生力量。其次，也說明了當時的時代潮流，如一定程度上的辦廠熱，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在此，他是封建官僚轉變的代表商人，也側面說明了在那個年代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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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張謇的人物經歷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英譯Chang Chien）出生於江蘇省海門市常樂鎮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
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
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1869年，張謇科舉考中秀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打算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自1868年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日記中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
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將無錫孫叔和的試卷誤認，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又將武進劉可毅的試卷誤認，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1898年張謇回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慈禧罷官，「開缺回籍」。張謇聞訊作《奉送松禪老人歸虞山》詩贈翁同龢，並前往火車站泣淚送別。翁師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場的險惡，半月之後，張謇也借故請假南歸，繼續他的「實業救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向官府尋求援助。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
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到1899年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庄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最後作為張謇多年摯友和忠實助手的沈敬夫提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里，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還略有結余。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
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中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與江蘇連雲港沈雲霈、贛榆許鼎霖並稱蘇北三大實業家。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1898年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
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他曾是立憲派主要生力軍。
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第一至四條號要求時（袁世凱並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條」），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此時的張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⑦ 張謇創辦的十個第一是什麼
南通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祥地，素有"文博之鄉"的美譽。在近代中國面臨民族災難和三大社會危機的艱難時刻，清末狀元張謇拋卻高官厚祿，在家鄉南通開始了"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偉大實踐，在設立國家博物館的建議遲遲不能付諸實施時，張謇便率先在自己的家鄉興建了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位於南通城風景秀麗的東南濠河之濱，苑內廣植名木花草，並有藤東水榭、國秀亭、美人石、荷花池等園林建築設施，張謇定名為"博物苑"。初創時期的南通博物苑就分歷史、美術、天物3個部分，其宗旨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舉有普及科學知識、為改造社會服務的特徵，強調科學性、知識性、教育性的功能，張謇在很高的起點上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座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博物館。他出色地融中西文化於一爐，創造性地把標本、活標本的陳列與中國傳統的園囿文化融為一體；把歷史陳列與中國的金石古器收藏文化為一體；把美術陳列與中國的傳統書畫文化融為一體，創造了博物館中國化的第一個範例，在中國文博發展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南通博物苑的建立，在中國博物館事業史、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開風氣之先的重要意義。張謇篳路藍縷創建的南通博物苑為中國博物館事業樹立了典範，對中國博物館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近幾年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傳部部長劉雲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顧秀蓮、吳階平，國務院前總理朱 基、"航天英雄"楊利偉等領導和知名人士都曾到苑參觀。
博物館文化是南通市文化中最具影響、最富特色的內容之一。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南通的博物館建設與日俱增。1979年，中國自然博物館協會籌備工作會議在南通召開，推動了紡織博物館、給水技術博物館、建築博物館等一批專業技術博物館的建立。此後，又陸續新建了沈壽藝術館、藍印花布藝術館等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博物館。進入新世紀以後，又崛起了珠算博物館、體育博物館、城市博物館等一批建築設施和專業層次較高的現代博物館。經過幾年努力，以南通博物苑為龍頭的環濠河文博館群形成規模。南通現在已建成各類博物館23個，其中市區有15家，平均5萬市民就擁有一座博物館，這在一個中等城市是難能可貴的。一座座博物館成了濠河邊一顆顆璀璨的明珠，成為"文博之鄉"南通一張亮麗的名片。
"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百年慶典活動"主體活動有，9月24日召開"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百年"紀念大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和全國文化節、博物館界一千餘人將參加大會，文化部、江蘇省政府、國家文物局領導將作講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級官員和國際博協主席將到會致辭。活動期間還將舉行"中外百名博物館館長高層論壇"，中外博物館館長和專家將圍繞"博物館與城市發展"的主題展開研討。系列活動還有，中國博物館事業百年展開展暨南通博物苑新展館開館儀式；"百年文博-我與博物館"大型徵文活動；同時組織南通博物館群參觀活動；觀看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內容、民間歌舞為形式的大型文藝演出等。
據悉，"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百年慶典活動"得到了國際組織和海內外博物館界人士積極響應。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庫敏斯（巴貝多人）、國際博物館協會秘書長澤而夫（法國人）、德意志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漢斯·馬丁·海因里希、義大利托斯卡納大區政府博物館圖書館部部長拉維尼博士義大利芬奇市達·芬奇博物館館長納尼、日本豐橋市自然史博物館柴田博館長及原光枝副館長、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邱小金、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陳浩星、台灣民間博物館協會會長翁林澄等嘉賓的行程已經確定。此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澳大利亞博物館和香港藝術館總館長也分別致函，祝願百年苑慶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⑧ 什麼是狀元、探花、榜眼、進士、舉人，他們有什麼關系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察舉】漢代選拔官吏制度的一種形式。察舉有考察、推舉的意思，又叫薦舉。由侯國、州郡的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察舉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賢良文學、茂才等。《張衡傳》：「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陳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漢代避劉秀諱，稱秀才為茂才)
【徵辟】也是漢代選拔官吏制度的一種形式。征，是皇帝徵聘社會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職。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級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屬吏，再向朝廷推薦。《張衡傳》：「連辟公府，不就。」「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
【孝廉】漢代察舉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順父母、辦事廉正的意思。實際上察舉多為世族大家壟斷，互相吹捧，弄虛作假，當時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科舉】指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科舉。從隋代至明清，科舉制實行了『干三百多年。《詩話二則·推敲》「島(指賈島)初赴舉京師」，意思是說賈島當初前去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到明朝，科舉考試形成了完備的制度，共分四級：院試(即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考試內容基本是儒家經義，以「四書」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必須以朱熹《四書集注》為准。
【童生試】也叫「童試」；明代由提學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學政主持的地方科舉考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院試合格後取得生員(秀才)資格，方能進入府、州、縣學學習，所以又叫入學考試。應試者不分年齡大小都稱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試，吏呼名至史公」，這里就是指童生試，在這次考試中左光斗錄取史可法為生員(秀才)，當時史可法二十歲。《促織》「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操童子業」是說正在准備參加童生試。
【鄉試】明清兩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舉行的一次考試，因在秋八月舉行，故又稱秋闈(闈，考場)。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後發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舉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會試】明清兩代每三年在京城舉行的一次考試，因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考試由禮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總裁，各省的舉人及國子監監生皆可應考，錄取三百名為貢士，第一名叫會元。
【殿試】是科舉制最高級別的考試，皇帝在殿廷上，對會試錄取的貢士親自策問，以定甲第。實際上皇帝有時委派大臣主管殿試，並不親自策問。錄取分為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的稱號，第一名稱狀元(鼎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的稱號；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的稱號。二、三甲第一名皆稱傳臚，一、二、三甲統稱進士。
【及第】指科舉考試應試中選，應試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古時考中進士要披宮袍，這里「披宮錦」即指中進士。《祭妹文》：「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雲爾。」「登科」是及第的別稱，也就是考中進士。
【進士】參見「殿試」條。是科舉考試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貢士參加殿試錄為三甲都叫進士。據統計，在我國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史上，考中進士的總數至少是98749人。古代許多著名作家都是進士出身，如唐代的賀知章、王勃、宋之問、王昌齡、王維、岑參、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考中進士，一甲即授官職，其餘二甲參加翰林院考試，學習三年再授官職。
【狀元】參見「殿試」條。科舉制度殿試第一名，又稱殿元、鼎元，為科名中最高榮譽。歷史上獲狀元稱號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參加殿試被錄取的大約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詩人賀知章、王維，宋代文天祥都是經殿試而被賜狀元稱號的。
【會元】參見「會試」條。舉人參加會試，第一名稱會元，其餘考中的稱貢士。
【解元】參見「鄉試」條。生員(秀才)參加鄉試，第一名稱解元，其餘考中的稱舉人。
【連中三元】科舉考試以名列第一者為元，凡在鄉、會、殿三試中連續獲得第一名，被稱為「連中三元」。據統計，歷史上連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歐陽修《賣油翁》中提到的「陳康肅公堯咨」，陳堯咨與其兄陳堯叟都曾考中狀元，而陳堯叟則是連中三元。
【鼎甲】指殿試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稱鼎甲。狀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別稱鼎元。
【貢士】參見「會試」條。參加會試而被錄取的稱貢士。
【舉人】參見「鄉試」條。參加鄉試而被錄取的稱舉人。舉人可授知縣官職。《儒林外史》第三回寫范進中舉後，張鄉紳立即送賀儀銀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戶也立時變了嘴臉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興得發了瘋。說明古代中舉後便可陞官發財。
【生員】即秀才，參見「童生試」條。通過院試(童試)的可稱為生員或秀才。如王安石《傷仲永》「傳一鄉秀才觀之」。東漢時避光武帝劉秀諱，而稱秀才為茂才，《阿Q正傳》中稱趙少爺「茂才公」，表示諷刺。
【八股文】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文體，也叫時文、制義、制藝、時藝、四書文、八比文。這種文體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規定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組成，每一部分的句數、句型也都有嚴格的限定。「破題」規定兩句，說破題目意義；「承題」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題」加以說明；「起講」概括全文，是議論的開始；「入手」引入文章主體；從「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為重心。在正式議論的這四個段落中，每段都有兩股相互排比對偶的文字，共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題目，出自《四書》、《五經》，八股文的內容，不許超出《四書》、《五經》范圍，要模擬聖賢的口氣，傳達聖賢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發揮。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縛思想、摧殘人才的作用。
【金榜】古代科舉制度殿試後錄取進士，揭曉名次的布告，因用黃紙書寫，故而稱黃甲、金榜。多由皇帝點定，俗稱皇榜。考中進士就稱金榜題名。
【同年】科舉時代同榜錄取的人互稱同年。《訓儉示康》：「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
【校】夏代學校的名稱，舉行祭祀禮儀和教習射御、傳授書數的場所。
【庠xiang】殷商時代學校的名稱。《孟子·齊桓晉文之事》：「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序】周代學校的名稱。《孟子·滕文公》：「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稱地方學校，或泛指學校或教育事業。
【國學】先秦學校分為兩大類：國學和鄉學。國學為天子或諸侯所設，包括太學和小學兩種。太學、小學教學內容都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主，小學尤以書、數為主。
【鄉學】與國學相對而言，泛指地方所設的學校。
【稷下學宮】戰國時期齊國的高等學府，因設於都城臨淄稷下而得名。當時的儒、法、墨、道、陰陽等各學派都匯集於此，他們興學論戰、評論時政和傳授生徒，孟子和荀子等大師都曾來此講學，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重要園地。
【太學】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行政機構和最高學府。魏晉至明清或設太學，或設國子學(監)，或兩者同時設立，名稱不一，制度也有變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貴族子弟的最高學府，就學的生員皆稱太學生、國子生。《張衡傳》：「因入京師，觀太學。」《送東陽馬生序》：「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
【國子監jian】參見「太學」條。漢魏設太學，西晉改稱國子學，隋又稱國子監，從此國子監與太學互稱，都是最高學府兼有教育行政機構的職能。如明代設「國子監」，而《送東陽馬生序》中則稱之為「太學」。
【書院】唐宋至明清出現的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是：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善化的嶽麓書院、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和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明代無錫有「東林書院」，曾培養了楊漣、左光斗這樣一批不畏閹黨權勢、正直剛硬廉潔的進步人士，他們被稱為「東林黨」。
【學官】古代主管學務的官員和官學教師的統稱。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學、學政、教授和教習、教諭等。
【祭酒】古代主管國子監或太學的教育行政長官。戰國時荀子曾三任稷下學宮的祭酒，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校長。唐代的韓愈、明代的崔銑（《記王忠肅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過國子監祭酒。
【博士】古為官名，現為學位名稱。秦漢時是掌管書籍文典、通曉史事的官職，後成為學術上專通一經或精通一藝、從事教授生徒的官職。《三國志·呂蒙傳》：「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送東陽馬生序》：「有司業、博士為之師。」
【司業】學官名。為國子監或太學副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副校長，協助祭酒主管教務訓導之職。
【學政】學官名。「提督學政」的簡稱，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試，並督察各地學官的官員。學政一般由翰林院或進士出身的京官擔任。《促織》：「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學使即學政的別稱。《左忠毅公逸事》：「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區的學政。
【教授】原指傳授知識、講課授業，後成為學官名。漢唐以後各級學校均設教授，主管學校課試具體事務。
【助教】學官名。是國子監或太學的學官，協助國子祭酒和國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稱國子助教。
【監生】國子監的學生。或由學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許，後來成為虛名，捐錢就能取得監生資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則是一個吝嗇鬼的典型。
【諸生】明清時期經考試錄取而進入府、州、縣各級學校學習的生員。生員有增生、附生、廩生、例生等，統稱諸生。《送東陽馬生序》「今諸生學於太學」，則是指在國子監學習的各類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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