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關隴集團是怎麼回事
關隴集團是指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或稱為六盤山）周圍的門閥軍事勢力。
廣義的關隴地區還包括陝北、山西西部、內蒙南部地區。因歷史學家陳寅恪表述 「關隴集團」而成名。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指一個人很有才幹，在朝廷內可以為相，在朝廷外則可以為將）的文武兼備的人才集團建立隋朝、唐朝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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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集團結束：
史家雷依群雷依群的《論關隴集團》指出，關隴集團已從隋文帝時期退出歷史舞台。由於宇文泰的良好指揮，關隴集團在其有生之年能夠真誠團結，與外界統一。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矛盾和摩擦，但他們之間的和諧合作仍然占據主導地位。
但在宇文泰死後，出現一眾的叛亂等矛盾。這些事件意味著關龍軍政集團內部出現了危機。另外，楊堅勢力的崛起直接導致了關隴集團的衰亡。
在楊堅統治時期，其政權中的人物擺脫了「關中標准」的限制。楊堅統治後，關隴集團完全退出了歷史舞台。
楊堅接受禪宗，建立隋朝。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是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朝初期，關隴集團到唐初已不復存在。
⑵ 中國有幾艘航母
中國擁有的航母數量可不是一兩艘，而是整整四艘! 下面我們就盤點一下，到底是哪四艘航母。
遼寧號
遼寧號航空母艦相信大家並不陌生。該艦是我國海軍的第一艘可搭載固定翼飛機的航空母艦。其前身為前蘇聯海軍的庫茲涅佐夫元帥級航空母艦。。1985年12月4日開工，1988年11月下水，當時命名「瓦格良號「。
蘇聯解體後「瓦格良「號被劃歸烏克蘭所有。據環球網報道，1992年初，中國得到消息稱烏克蘭想要出售「瓦格良「號航母，同年3月中國派出的專家團趕赴烏克蘭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考察。經過艱苦談判與長途跋涉，10年後，這艘航母終於抵達了中國大連。
又經過近10年改造返修，煥然一新的「瓦格良「號於2012年9月交付中國海軍，並正式更名為「遼寧「號。 遼寧艦全長304米，滿載排水量67500萬噸，屬於大型航母，可攜帶包括殲15戰斗機在內的越50架各型作戰飛機。
「遼寧「號是第一艘真正服役於中國海軍的航母。該艦的加入不但讓中國海軍整體作戰能力有了跨越式的進步，也推動了我國材料學、空氣動力學、力學、信息學等一系列先進科學的發展，從而為建造第一艘國產航母打下了基礎。
001A型航母
早在2013年8月的國防部新聞事務局例行記者會上，就有記者詢問有關中國首艘國產航母的消息。當時，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給予的明確答復:遼寧艦是我國的第一艘航母，但絕對不會是唯一的一艘。
從首度曝光到最近的官方公布消息，中國首艘國產航母終於基本確定。環球網也曾報道，這艘網間命名「001A「型的國產航母，目前正位於大連造船廠內，今日將下水舾裝。
雖然目前還沒有該航母的任何確切數據，但坊間猜測該航母排水量達6。5萬噸採用常規動力，主要武器將是試驗已接近尾聲的殲-15，其可以搭載40-45架殲-15型艦載機。另據環球網報道，該航母以「山東艦「命名的機會最高。鑒於人民海軍的第二個航母基地已基本確定設在海南，以便於應對復雜的南海局勢，按此推論，首艘國產航母的母港或許就在那裡。
現在也許有人會問這才兩艘呀，說好的四艘呢?下面就是揭曉謎底的時候了。
基輔號
在天津濱海航母主體公園，有一艘巨艦停靠在岸邊，這就是「基輔「號航空母艦。
「基輔「號是基輔級航空母艦的首艦。該艦於1970年於烏克蘭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廠開工。它是前蘇聯20世紀70年代製造的一級航空母艦，也是前蘇聯發展的第二代航空母艦、第一級搭載固定翼艦載機航空母艦，也是世界上第一艘(級)搭載垂直/短距起降戰斗機的航空母艦。
蘇聯解體後，由俄羅斯繼承該艦。由於蘇聯解體使俄羅斯經濟實力不足，最終於1993年退役。2000年，天津市政府作為廢鋼鐵從俄羅斯購入「基輔「號航母，並將其改造成航母主題公園對公眾開放。上海救撈局「德意「號拖輪拖離俄羅斯維佳耶夫軍港開始啟程，途經大西洋，繞好望角，穿馬六甲海峽進入中國的南海、東海、黃海駛入渤海灣。於2000年8月29日順利抵達天津南疆碼頭，歷時102天，航程16850海里。
其實最早基輔級在前蘇聯正式艦種並非航空母艦，而被稱作「重型載機巡洋艦「或「重型反潛巡洋艦「。該艦全長273米，滿載排水量43500噸，屬於中型航母範疇。該艦可攜帶33架艦載機，其中雅克-38短距/垂直起降戰斗機12架。與其他航母不同的是該航母還攜帶了大量的防空反艦導彈，其火力足以媲美當今任何一艘大型驅逐艦。
「基輔「號航母現已改建成為酒店，總面積約6000平方米，在2012年1月1日試營運，成為中國首家航母酒店。「基輔「號航母復原改裝和配置的各種武器裝備都是1∶1的模擬模型，基本上反映了該航母在役時的原貌。
明斯克號
在中國的南方城市深圳也曾有一艘作為主題公園的航母，這就是明斯克號航母。
明斯克號航母是前蘇聯「基輔「級航母的二號艦。該艦於1978年服役，曾是蘇聯在遠東地區的主力艦。在設計上「明斯克「號於「基輔「號基本相同，都擁有當時最精良武器裝備。「明斯克「號航母全長為274米、寬為47。2米，飛行甲板面積等同3個標准足球場，整艦體積則相當於一座18層高的商住樓，主錨鏈重達2000餘噸。
「明斯克「號於1993年退役。由於當時俄羅斯經濟低迷，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將明斯克號當廢鐵賣給韓國大宇重工集團，價格僅為1300萬美元!1997年由於金融危機影響，韓國考慮維持該艦成本難以負擔，又將該艦以53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到中國，1998年9月，「明斯克「號來到廣東東莞沙田港，1999年8月拖至廣州文沖船廠，進行封閉式大規模修整與改造。2000年5月9日駛向深圳大鵬灣，成為世界上少數由四萬噸級航母改造而成的大型軍事主題公園之一。
此後，「明思克「號數度易主。2013年大連永嘉集團買下了「明思克「號。2016年4月2日下午，陪伴了深圳人16年的「明斯克「號航母離港起航，4月8日抵達浙江舟山整修。據《舟山晚報》報道，5月2日中午，整修完畢的「明思克「號啟程前往江蘇南通。依託「明思克「號，江蘇首座航母主題公園將在南通蘇通科技園崛起，預計2017年開業。
也許有人會問為何「基輔「號和「明斯克「號沒有改裝成戰斗航母而是成為主題公園的展覽船?這主要是應為「基輔「號和「明斯克「號作為前蘇聯第二代航母，其設計之初主要定位還是大型載機巡洋艦，艦載機並非該艦主要武器。
諸如類似反艦作戰任務依然是以艦首「花崗岩「反艦導彈為主，其攜帶的雅克-38短距/垂直起降戰斗機作戰半徑只有240公里。另外，該艦排水量只有4萬余噸，屬於中型航母範疇，改裝難度極高，即便強行改裝作戰能力也很有限。
而遼寧號的前身「瓦格良「號是前蘇聯第三代航母，也是前蘇聯第一種以艦載機作為主要武器設計的航母。該艦排水量大，艦長達306米，幾乎跟美國「尼米茲「級航母相同。「瓦格良「號改裝難度小，改裝後作戰能力強，符合中國海軍未來發展需求。
雖然中國目前有四艘航母，但真正服役的只有遼寧艦。不過，最近已經證實中國首艘國產航母即將下水舾裝。
未來，中國海軍將會擁有兩艘能夠執行戰斗任務的大型航母!
⑶ 永嘉在地理環境、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方面有什麼特色
永嘉學派是南宋時期能夠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成鼎足之勢的重要學術思想流派，創始人是薛季宣、陳傅良，他們分別是現在的溫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當時的州治所在地，故稱為「永嘉學派」。稍後的思想家葉適是永嘉人，繼承和發展了永嘉之學，進一步擴大了「永嘉學派」的影響，在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論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道光之後，學界涌動著一股反思漢學、回歸宋學的潮流。其時，方東樹《漢學商兌》的出版掀起了對漢學的「最激烈的反動」（胡適語），它實際上代表了道光年間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轍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將文明發展之注意力由漢轉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後期思想史上一個關鍵性的變化。（王泛森， 第5-6頁）盡管永嘉學派主要活躍於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歸為所謂的 「宋學」，但對溫州知識分子而言，復興永嘉學主要的並不是向宋學傳統的回歸，而首先是振興區域文化的一種努力。這一努力以永嘉學派思想為文化資源，並在晚清學術語境和政治背景之下進行了實踐和理論創新。其最終的成果是：在漢宋兩大營壘之間，獨樹一幟；於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兼容並蓄，從而存續了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一、強國敬鄉：復興永嘉學的動力
近代知識分子對永嘉學派的認知首先來自於清初的《宋元學案》。《宋元學案》所描述的永嘉學派，是曾經與朱、陸學鼎足而立的重要學派。不幸的是，這一學派的傳承最終在宋元之際斷裂了，300年後的《宋元學案》盡管給予永嘉學很多的肯定和贊譽，甚至對其失傳流露出些許同情和遺憾，但是在編者（同時也是解釋者）看來，永嘉學對當代的適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僅能糾正朱學的某些流弊，這從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許多論述中均可窺見。如明前期的黃溍認為葉適之學「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黃宗羲對此進行了辨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雲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宋元學案》卷五十四，第1794頁）黃宗羲的這段話實乃對黃溍的一種反駁，其主旨是認為，葉適非但不是一般的文士，而且對糾正「後儒」的流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黃宗羲也認為，葉適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因此，黃宗羲盡管沒有明言，其實卻默認了永嘉學派仍然是程學一脈，這一點在拿陳亮與永嘉學派進行比較時更加明顯。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父亮又崛起於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為灰埃，亦遂為世所忌，以為此近於功利，俱目之為浙學。」（《宋元學案》卷五十六，第1832頁）全祖望也認為：「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宋元學案》卷五十二，第1830頁）全祖望評價薛季宣之學：「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第1690頁）所謂「大本未嘗不整然」，仍然是講薛季宣之學中事功的成分與程學的內核是相應的，未致決裂，故謂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葉，產生了更為「新尖」的王學，因此對清初士人而言，也許通過和會朱、王之學，就可讓儒學的內聖獲得形式上的圓融，至於外王一路，只不過是內聖的擴充而已。因此，從《宋元學案》編者的立場出發，清初士人對永嘉學的興趣基本上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意義上的。
清代中葉，溫州文化日益陷入頹勢：「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溫復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學，憫溫之荒，殷殷誘焉而不能破。」（《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宋恕集》第325頁）
從道光年間開始，以孫希旦、孫鏗鳴、孫依言、宋恕、陳虯、陳黻宸等人為代表，溫州知識分子開始從學術資源的枯竭來思考區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這對溫州地區而言可能意味著區域文化的重光。孫希旦認為：「蓋吾鄉儒術之興，雖肇於東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為永嘉之學，以鼎立於新安、東陽間，雖百世後不能強為軒輊者，必推之乾、熙諸儒。至葉文修、陳潛室師事朱子以傳新安之學，元儒史伯睿實其緒余，以迄於明之黃文簡淮、張吉士文選，而項參政喬、王副使叔果，當姚江方火之時，不能無雜於陸學，而永嘉先生之風微矣！」 （《禮記集解》第7頁）所謂「永嘉先生之風微矣」，並不是說永嘉地區從此無學，而是說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學術資源，至乾嘉時代，永嘉地區的文化傳統已經被主流學統所嫁接，其學只是主流學統的支脈。當然，南宋永嘉學派從一開始也是程學南傳的一支，但是發展到陳傅良、葉適時代時，永嘉學派已經與溫州當地文化小傳統相結合。（參見何俊）從提高區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發，復興永嘉地區特有的永嘉學派是本地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清末黃群將他編刊的一部永嘉地方文獻叢書命名為「敬鄉樓叢書」，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獻、復興區域文化傳統，是「敬鄉」的具體行動。
孫希旦之後，站出來復興永嘉學的是孫依言、孫鏗鳴兄弟。孫氏兄弟推行永嘉學之所以有一些成果，其緣由就如宋恕所言「以科第仕宦之重動父兄子弟之聽」：由於孫氏兄弟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由他們挑起復興永嘉學的重擔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在當時，永嘉學派的復興面臨著嚴峻的局面。宋恕指出：「至國朝嘉、道間，而我外舅止庵先生與外伯舅琴西先生起瑞安孫氏學，經史百家師陳、葉，為文胸秀朴茂，語不後宋。識者謂逼陳、葉，然世方惑邪阮李，崇浮徐李，束《左》《馬》，外《孟》《庄》，或聖方、姚，哲管、梅，謂陳、葉不入茅《選》，桐城不道永嘉，勢應利求，黨同伐異，交抑二先生，使名勿赫。」 （《外舅夫子瑞安孫止庵先生八十壽詩序》，《宋恕集》第215頁）這段話描述了清中葉知識界為帖括之學、駢體四六、桐城古文、梅曾亮以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知識譜系所壟斷，因而對永嘉學派採取了漠視和無知的態度，這也反映了復興永嘉學派所面臨的巨大困難。但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這座精心構建的八寶樓台轟然倒塌；當對舊傳統的信仰漸漸消退時，一些歷史上曾經消失的傳統便浮出水面，永嘉學由此獲得了再生的機會。在孫氏兄弟之後，繼起的孫詒讓、陳黻宸、陳虯、宋恕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存續了永嘉學的近代命運。
二、漢宋之間，獨樹一幟
眾所周知，永嘉學派在南宋學術界的地位被形容為「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其近代命運也與此十分相近。當道光之後漢、宋兩個營壘展開激烈辯論之時，亦暴露了雙方的弱點。楊念群指出，江浙學人非常注意清算為宋明理學所道德化了的窮理通傳學脈，在此之外梳理出了一條能用較客觀標尺獨立地把握的「格物」路徑和學統。他們認為，稽古之道並非是一類能直接付諸事功緻用的行為模式，按政治與道德功用的標尺來檢視，「通經」未必與「致用」直接溝通。（參見楊念群，第149-150頁）而宋學，則有強烈的經世傾向，以內聖開出外王，但是往往陷入主觀臆說，流於空疏，有致用之志，卻無致用之術。
不過筆者認為，楊先生在使用「江浙學人」一詞時，並未區別浙東與浙西學術取向的差異；實際上自南宋以來一直存在著一個獨立於浙西——在文化地理上浙西與蘇南是一體的——的浙東傳統，只不過這一傳統在清代的大多數時候活躍於寧紹，其代表人物自然是全祖望、章學誠，而在溫州的一支則長期沉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孫氏兄弟、父子的崛起打破了這一沉寂。
孫詒讓在談到刊印《永嘉叢書》的必要性時認識到，當時學界漢宋之學這種對立的分裂局面，最終將會損害國學的傳承，永嘉學傳統資源卻可以「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永嘉學在近代的新使命即在於此，永嘉學復興的契機更在於此！
那麼，近代永嘉學是如何調和漢宋的呢？筆者認為，最主要的乃是通過「以史學補漢學之短」這一重要途徑展開的。
羅志田在分析陳寅恪與乾嘉學的關系時，曾指出史學並非乾嘉學術所長。（參見羅志田）而史學本來是浙東學術的長項，但是到了明代，受八股科舉和王陽明心學的夾擊，出現了衰落的勢頭：「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為最。自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廢，而姚江王氏之學又頗輕史，史學危矣。」入清後，雖然有萬斯同、邵晉涵、章學誠、全祖望諸大師維持史學，但繼興的乾嘉之學，又壓制了史學的發展：「而江、惠後學之弊又早如錢嘉定所譏，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其弊之極則且不治古經，不涉三史，專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而問以三代制度，猶茫然如江甘泉所譏矣。」另一方面，公羊學也輕視史學：「至庄、劉一派異軍特起，漸入湘、蜀、嶺表，其後學雖大率能陳非常之義，而末流廢史虛矯之弊或幾等於洛閩，而所謂史學家者則大率抄胥耳。」 「於是海內史學幾絕，而浙亦尤危於前代。」 （《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宋恕集》第326頁）
晚清有志於復興永嘉學派的溫籍知識分子，從經世致用的角度給予史學高度的重視。具體而言，孫氏兄弟做了以下工作：在學術史的梳理方面，孫依言編錄的《甌海軼聞》58卷，其中甲集《永嘉學術》21卷中，有17卷是與宋代永嘉學派有關的。本書對載籍所見關於永嘉文化的記載全部做了摘錄，疑缺矛盾之處，則略施按語，斷以己意，其搜討之勤、考訂之精、持論之平，至今在地方史研究領域也是極為罕見的。孫鏗鳴則撰寫了《陳文節公年譜》、《周行己年譜考略》，尤其是後者，對史料奇缺的周行己的生平作了初步的梳理，篳路藍縷，實為可貴。
同時，孫依言在孫詒讓的協助下點校整理了《永嘉叢書》，本叢書收錄了溫州歷代文獻13種。劉安上、劉安節、許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別集，從時間上，自北宋末期程學南傳開始，一直貫穿到南宋中期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全盛期。入選書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學派發展的學術史，這一工作對永嘉學的復興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孫詒讓則編撰了《溫州經籍志》36卷，著錄溫屬六縣作者1300多家，搜羅宏富，體例謹嚴，考證精詳，歷時八年纂成，1921年刊行後，即蜚聲士林。在歷史地理學方面則有《溫州建置沿革表》、《瑞安建置沿革表》、《唐靜海軍考》，並校輯了《永嘉郡記》，而他對甲骨文的開創性研究，則突破了舊金石學的窠臼，堪稱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先聲。（參見雪克《孫詒讓學術要著述略》，《孫詒讓紀念論文集》）
如果說孫氏父子的主要貢獻集中在地方史領域的話，後起的陳黻宸、宋恕則對通史有相當的研究。陳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講中國通史，其講稿撰成《中國通史》一書，論次自春秋以來至於清代，提綱挈領，間發議論。此書的長處不在於考證，而在於史論以及史學理論。陳黻宸高度重視具體學科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認為史學除了包涵政治、法律、輿地、兵政、術數、農工商學外，還包涵了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社會學，而尤其以政治學、社會學為肯綮，此二者中，又以社會學（或社會史）最重要而為中國學術界所忽視。（均見《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讀史總論》，《陳黻宸集》第675-676頁）
陳黻宸結合清末學界的風氣，針對性地呼籲重視社會史研究。他認為社會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礎，並對清末宋學派縱橫捭闔的政論表示了鄙棄：「今日有志之士，慘目世局，氣憤懣不能平，往往抽思於高遠之域，廣闊之觀，馳騁議論，欲以處置天下事。然或富於治才而未周於治理，遂至抵牾競出，適成鑿枘，舌敝耳聾，但以供無識者之一噱。」這是因為他們不重視社會史研究，缺乏扎實的國情調查，很多議論根本是隔靴搔癢、無的放矢。因此陳氏大聲疾呼：「社會學之不明，則我中國學者之深詬大恥也。」（均見《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社會之原理》，《陳黻宸集》第680頁）這一呼籲，既是對埋頭故紙堆的乾嘉朴學的批判，也是對好發空論的宋學的批判。
宋恕的史學著作並不是很多，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等。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主張，是重視世界史研究。宋恕認為清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為井蛙，是反辱國矣」。他自己有過打算，想以心性、經濟、文學、武功、辟邪、死義、開化、覓地、制器九門類，作《歐洲名人傳》，但是最終沒有如願。原因是他認為自己不懂西洋文字，不能閱讀第一手史料，因此「僅據亞洲所譯漢字西史論次其人，將來流傳歐洲，必貽疏陋之譏」。 （《六字課齋津讀·史家類第六》，《宋恕集》第64頁）在轉譯日文成風的近代學術界，宋恕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確實是值得贊揚的。
總之，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學，是近代溫州知識分子復興永嘉學的一個重要特色，這一特色使永嘉學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圖上占據了不容忽視的地位。
三、作新國學，躬行西學
在清末學術裂變中，如何處理國學和西學的關系是晚清知識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焦點，溫籍知識分子對此作出了獨特的回答。
1．作新國學
溫籍知識分子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國學教育，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當歐風美雨來襲、燒經之說甚囂塵上時，他們都感到了憂慮和痛心。孫詒讓憂心忡忡地描述了當時民間和知識界發生的危險情況：「竊謂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穌基督之誣誕，《新約》、《舊約》之鄙淺，而鄉曲儇子，崇信嘩然，非有悅服之誠，是藉富強之助。輸泉帛而潤以脂膏，集兵力以廣其保護，而牛馬維婁之計，為蛇豕薦食之圖。而中華儒者，猶復紳佩而談詩書，雍容而講禮讓，非徒淹中緝簡，無裨魯削，竊恐議瓜驪山，重睹於秦坑。」 （《答溫處道宗湘文》，《溫州文史資料第五輯——孫詒讓遺文輯存》第84頁）溫州開埠以後，基督教挾西歐對華政治軍事勝利之威，在溫州傳播非常迅速，其勢駭人。而當此累卵危局，舊國學學者卻閉眼談心性，或埋頭故紙堆，實無補國家於萬一。清理舊學的矛頭所指，就是僵化的程朱理學。在西學沖擊下，早在同治年間，孫鏗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時，就對原有的官方理學從內涵到外延都提出了懷疑，同時指出在批判、改造理學時，又要吸收西方的科學知識，這才是「真理學」。
晚些時候的宋恕則更為激進，他首先否定理學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他說：「世稱洛閩之學為理學，此名大不正也。百氏之學皆有條理，何獨儒家？儒家之學皆有條理，何獨閩洛？古今無無理之學，別立理學之名，於理學之解且茫然矣。」 （《六字課齋津讀·九流百氏類第一》，《宋恕集》第89頁）他進而根本否定了二程道統：「及至伊川，以純法之學，陽托儒家，因軻死之謬談，建直接之標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隱，黨盛勢強，邪說持世，世主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說之便己，遂私喜而獨尊之。民賊忍人，盤踞道統，丑詆孤識，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種無地自容，一線微言，此次遂絕。」 （《致夏穗卿書》，《宋恕集》第521頁）
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否認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挑戰無能為力。陳黻宸認為：「夫以中國四千年聖人之治，不為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 （《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陳黻宸集》第511頁）在傳統文化資源中，完全有「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的優良傳統，只不過長期以來為官方的理學、乾嘉朴學、宋學所遮蔽而已。為了存續國學一脈，賦予傳統文化以近代新生，他們提出了清理舊存、吸收新血的主張。其中，永嘉學派的事功精神引起了他們的高度關注。
在清理舊學時，除了批判空洞無物的理學糟粕（從廣義的角度看，康梁之學其實也屬於理學）外，溫籍知識分子還它致力於發掘傳統文化中開物成務、富國強兵的有益成分。宋恕認為：「宋室南渡，甌學始盛。陳葉諸子，心期王佐，純於永康，實於新安。新安師徒，外強中鄙，陽述孔孟，陰祖商、李，媚上專權，抑制殊己。閩黨橫行，百家畔降，而甌學亦幾絕矣。」 （《書陳蟄廬〈治平通議〉》，《宋恕集》第238頁）永嘉學比朱子學「實」，即重視制度、重視外王的開拓；比永康「純」，即全祖望所說的將功利之說「一洗之」。宋恕之永嘉學派的「純」與「實」，界定了永嘉學派的主題——「事功」。
陳黻宸也對「事功」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認識到，如果單純地強調永嘉學派功利的一面，則與西方「域雜霸功利之見」富強之說無異。他在宋恕的基礎上更加精細地分疏了功利和事功的區別：「無事功之心性，無用之學也。無心性之事功，無體之事也。且舍心性而言事功，溺富貴利功名之士，竊其術以賊天下。」與永嘉學派非常親近的呂祖謙曾說薛季宣「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陳黻宸認為呂祖謙對永嘉學派的事功有誤解：「夫事功者，為天下，非一己也，出於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天下太平，國家乂安，民寧其居，樂其業，亦何事功之雲……」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的事功，是出於對天下國家的承當和責任，根本不是好事喜功；他們的事功完全是在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指導之下的：「葉正則與及門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聲動人，聞者至泣下不自禁，嗚呼，是亦發於心性之自然而不能自已者也。蓋心性之學，非空言靜坐之談也，以求夫仁義禮智之擴充而施於天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愁然終日，不敢有佚樂之心，若舍我必無人任焉者。即有任者，我則不敢讓。」（《南武書院講學錄·第三期》，《陳黻宸集》第642-644頁）
由此，陳黻宸大聲疾呼，儒家的真精神雖然在傳承中發生了偏差，但是以此認為「吾中國倫常太重，此所以弱也」而發出「燒經哉！燒經哉！禍我中國者，經也」的言論是非常謬誤的。他呼籲對六經給予正確的認識；他將六經與西方哲學相比，認為如果六經可燒，則歐洲就可燒孟德斯鳩、盧梭之書，因為與這些思想家一樣，六經承載了中國人的精神和理想：「夫讀孔孟之書，而仍歸於無用者，吾未見其讀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而遽可以用也。抑果知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之有用，而即可知孔孟之書之有用矣。」 （《經術大同論》，《陳黻宸集》第552頁）
2．躬行西學
在呼籲作新國學的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對西學的吸收也是徹底的。他們不但從書本上吸收西學，還身體力行，率先在教育、實業等領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陳虯的利濟醫院開創了中國初等醫科教育的先河，陳黻宸則被認為精通新式教育，而多省爭聘，先是出任浙學堂監督，震動了浙江學界，繼而又被兩廣總督岑春暄奏調兩廣方言學堂（實即外語學校）監督，充兩廣優級師范學堂教務長。陳黻宸聘用了日本教師6人，法國教師2人，教授德日英法四國語言，成果斐然：「清季兩粵學堂如林，而造就人才一方言為獨多，益見先生教道之宏」（《陳黻宸年譜》，《陳黻宸集》第1207頁）；返鄉後，接手陳虯的利濟醫院，創辦溫州中學醫學堂。
至於朴學大師孫詒讓，他對浙南初等師范事業的貢獻，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參見童富勇《再論孫詒讓教育思想》、朱鵬《孫詒讓與浙南師范教育》，載《孫詒讓紀念論文集》）他還在溫州積極發展農工商業，以實業救國，曾多次被提名、擔任一些近代企業的管理者，如1904年組織富強礦務公司，開采永嘉鉛礦，同年創設東甌通利公司、大新輪船股份公司，租用輪船開辟溫州至上海沿海航線，嗣後又發起創辦了人力車公司，發展溫州市內交通，1905年被提名為江浙漁業公司副總經理。由於他積極領導實業發展，在瑞安工商界擁有極高的聲譽，1905年8月被推舉瑞安商會總理，領導溫屬六縣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參見周立人《孫詒讓與浙南地方實業》，《孫詒讓紀念論文集》）
在近代知識分子中，不乏呼籲振興實業、以商戰立國者，但是真正能像孫詒讓那樣親自參加實業開發、深深介入經濟活動的，已經是寥寥可數，而在如此馳騁商場的同時，在學術上又能達到「三百年絕等無雙」（章太炎語）水平的，更是唯此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孫詒讓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奇跡，而造就這一奇跡的文化資源之一，正是永嘉學派經世致用思想。
從晚清溫籍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辯證態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學派的內在精神。永嘉學派對程朱理學的反思和懷疑，對事功的推崇和實踐，更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合內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貴探索（參見陳安金、王宇），使得溫籍知識分子在文化路線上採取了既有別於國粹派、又有別於西化派的態度，他們對西學的躬親實踐更是超越了當時知識界的大多數流派。從這個意義上說， 永嘉學派在近代實現了生命的延續。
四、 結論
研究思想的傳承、流變以及在傳承中發生的變異，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對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這一課題又尤其重要，因為近代知識分子復活了多個在歷史上一度斷絕的傳統。這種復活到底是何種意義上的，是否為了適應新語境而根本改變了原傳統的核心特徵？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我們對近代思想史上思想家的評價和認識。
具體到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近代溫籍知識分子從永嘉學派的文獻中汲取了思想精華，在近代情境中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正如陳黻宸說：「通商以來，風氣稍移，浮淺之徒，侈談西學，剽竊失據，轉或芻狗詩、書，求其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蔚為一代儒宗者蓋鮮。夫以中國四千年聖人之治，不為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 （《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陳黻宸集》第511頁）可以說，「貫穿古今，通經致用」是南宋永嘉學派的思想靈魂，葉適認為這是向儒家「道之本統」的回歸（參見何俊《葉適與道統》，《葉適與永嘉學派論集》）； 「融會中西」則是永嘉學近代存續的具體形式，而這三者又統一於溫籍知識分子對「儒術」的近代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識分子對儒家「道之本統」的新見解、新境界。因此可以說，永嘉學派近代命運這一個案，展示了儒學在各種情境下存續的某種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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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永嘉事業單位招聘2022
2022年浙江省溫州市永嘉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並未開始，目前永嘉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沒有相關的考試公告發布，按照去年的考試時間，永嘉縣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是在下半年考試。2021年永嘉縣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的時間是2021年8月份，所以2022年永嘉縣事業單位招聘的時間大概率也是在下半年的8-9月份考試。大家不用著急，想要報考永嘉事業單位的小夥伴可以等下半年的招聘考試。
目前永嘉縣已經發布的招聘信息有衛生系統的招聘，於4月30日發布了衛生健康系統公開招聘醫學類工作人員，招聘總人數是252名。報名時間是2022年5月13日-2022年5月16日，報名網站是浙江省衛生健康人才網，今天是報名時間的最後一天，想要報考衛生系統的小夥伴可以抓緊時間報名。考試時間和浙江省事業單位統考的考試時間一致，都是5月29日。
永嘉事業單位招聘2022
⑹ 身價200億富二代，自曝為什麼他們圈子都喜歡找網紅戀愛
如果要說起大家都很羨慕的身份，那一定是明星了，但是那基本不可能實現。其次就是還有點可能的富二代身份了，如果你們的朋友之中有富二代，或者經常看到富二代的新聞，你們就會明白，人與人之間的差距，是一出生就已經拉開了的。
哈哈，開個玩笑了。好了各位網友們，你們覺得富二代這個身份好嗎，如果你們是戚帥，你們的擇偶觀是什麼樣的呢？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分享哦，也給小編來個點贊加關注吧，謝謝你們啦！
⑺ 永嘉之亂與八王之亂是一回事嗎
「永嘉之亂」與「八王之亂」不是一回事。
1、永嘉之亂是指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陽、擄走懷帝的亂事。西晉中後期八王之亂，加以天災連年，胡人遂乘時入侵。永興元年(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起兵，逐步控制並州部分地區，自稱漢王。
光熙元年(306年)，晉惠帝死，司馬熾嗣位，是為懷帝，改元永嘉。劉淵遣石勒等大舉南侵，屢破晉軍，勢力日益強大。永嘉二年，劉淵正式稱帝，四年劉淵死，子劉聰繼位。
次年，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率軍攻晉，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殲滅十萬晉軍，又殺太尉王衍及諸王公。旋攻入京師洛陽，俘獲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
2、八王之亂，西晉中後期司馬氏同姓王之間為爭奪中央政權而爆發的混戰。以楊駿被殺後衛瓘、汝南王司馬亮輔政，並與賈後對抗為起始，以東海王司馬越奪取大權宣告結束。
前後歷時16年，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內訌。引發了西晉亡國以及近300年的動亂，使之後的中國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西晉皇族中參與這場動亂的王不只八個，但八王為主要參與者，且《晉書》將八王匯為一列傳，故史稱「八王之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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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嘉之亂」事件影響
南北對立
永嘉亂時，琅琊王司馬睿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軍事，出鎮建康（今南京），聞愍帝遇害，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導幫助，又拉攏得江東士族如顧榮、賀循、陸機的擁護，於建康（今南京）即位，是為晉元帝。從此東晉建立，下開宋、齊、梁、陳之局。
北方則自劉淵稱號建國，到鮮卑拓跋氏統一北方，前後136年間皆陷紛亂狀態，先後興起很多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此後南北分裂達270餘年，南北對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之論。
2、「八王之亂」影響
八王之亂歷時達十六年，期間時有戰亂，後期朝廷已無法掌握全國，受戰亂影響地區亦愈來愈大。除了諸王互相攻伐的戰事外，期間還有氐人齊萬年的變亂，以及成漢和漢趙兩個政權針對西晉朝廷的一系列戰爭，南方亦有變民杜曾、王如及張昌的起事。
這些戰事都對全國不少地區都造成嚴重破壞，飢荒、疫病頻生，亦令不少人被迫離開家鄉求活，成為流民。
成漢的領導者李特、李流、李雄皆本住略陽，就因逃避齊萬年叛亂而入蜀，但就因為益州刺史趙廞見八王之亂的局面而有自立之願，就任用了他們為爪牙，及至後來趙廞以及下任刺史羅尚的處理失當而令李氏叛晉自立，建立十六國中的成漢割據政權。
早在東漢末年南匈奴諸部就因黃巾之亂內遷河內郡，曹操分匈奴為五部時，各部人亦都聚居在並州一帶，直至晉朝。匈奴族人劉淵在八王之亂中與成都王聯結，並藉此聯結匈奴諸部，壯大實力。成都王被王浚等擊敗後，劉淵就乘時而起，建立漢國，更是日後滅亡西晉的力量。
魏晉年間，除匈奴外其他外族亦有內遷，而八王之亂期間及後續亦屢見外族參與中原戰事，如並州刺史劉琨曾多次與代王拓跋猗盧聯結對抗漢國的進攻；王浚與司馬騰亦曾與烏桓人及段部鮮卑聯手對抗成都王。這些促成五胡亂華及十六國時代。
⑻ 如何評價深圳市永嘉品牌策劃有限公司
有個朋友是他們家公司的設計師，偶爾會和我聊聊公司和工作，永嘉的設計團隊挺大的，ABC三個設計小組，十二三個人，因為業務量還挺多，所以團隊才這么大吧，在設計公司里算是大的了，一般的設計公司估計也就三五個人。
具體業務就是包裝設計為主，還有其他VI方面的設計，主要是在食品行業，做了十年了吧，兩個老闆很年輕，都是80後，公司氛圍很輕松活潑，上班都是聽音樂工作的，設計師80-90不等。
朋友說公司今年初開始提升了，不僅僅做設計，還搞品牌策劃了，也就是幫助初創品牌做設計和推廣工作，全盤性質的，老闆年輕有沖勁，所以朋友做得也很努力，主動加班啥的很勤快。
他們老闆給公司的定位是【以更加實效的策略服務客戶，以更富創意的設計打動市場，讓每一個方案都擲地有聲】。所以你應該可以判斷公司值得入職了。
至於什麼工商信息類的，去網路他們家官網查看吧。這里就不多說了。
⑼ 股市歷史
上交所成立於1990年12月9日，當時在上交所上市的企業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還有兩家關聯企業，上海飛樂股份和上海飛樂音響，俗稱「大飛樂」和「小飛樂」。「大飛樂」要比「小飛樂」大得多，僅從員工規模看，一個約2,700人，另一個只有50人。「大飛樂」的總經理也是「小飛樂」的董事長，其「父子」關系不言而喻。事實上，「小飛樂」的發起單位之一便是「大飛樂」的前身「上海飛樂電聲總廠」。但從市場化或股份制的資歷而言，「小飛樂」成立於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而「大飛樂」建立於1987年。更為重要的是，1986年，***會見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後者向***贈送了一枚紐交所徽章，憑它可以在紐交所自由進出。***回贈了一張「小飛樂」的股票，這就是「父以子貴」了。「小飛樂」1984年發售股票時，也未在媒體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當地市民報紙《新民晚報》上報道了一則創立大會的新聞。
「小飛樂」、愛使股份與另一家延中實業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沒有國家股，當時被稱之為「集體企業」，俗稱「街道企業」。延中實業據說是為安排失業（當時叫待業）人員而建。申華電工也沒有國家股，但它是極具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瞿建國是當時川沙縣孫橋鄉副鄉長和工業公司總經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貴最富國企意味的是真空電子，1989年，它在全國最大的100家電子企業中銷售額排名第十二，利稅總額則是第二。真空電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億多元，占上海股市總市值的60%以上。不過，真空電子就像後來許許多多的大型國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資者喜歡，但又無法忽視它。真空電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長薛文海公開揚言中小股東無足輕重，他雖道出了真實狀況，但其粗魯的態度簡直無法讓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個共同之處——每年都分紅，而且股息率很高，這在此後許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會出現了，投資者們不得不以追求資本利得為目標。當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況下，也只能以股息來吸引人了。當然，所謂的高股息是和當時的高通脹背景聯系在一起的，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當年一年定期儲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園商場和鳳凰化工發放。
特區深圳證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營業，掛牌企業有深發展、深萬科、深安達、深金田和深原野。深發展盡管是一家股份制銀行，但考慮到姍姍來遲的中國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驚訝的事情，所以深發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市場上的一顆明星。深萬科當時還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產公司，只是裡面有一個聰明的企業家王石，他為了盡量擺脫控股國企「婆婆」的影響，利用深圳市委急於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書記支持萬科成為股份制公司。還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頗具典型，因為它是中國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資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時候，國家股佔了60%，港資佔20%，還有兩個個人股東各佔10%，其中一個叫彭建東。但過了不到兩年時間，原野只剩下了兩個股東，一個是佔5%股份的深圳國企，另一個是香港公司，佔95%股份，背後的控制人便是彭建東。原野上市後，彭建東將股價炒高，然後套現。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為「世紀星源」復牌。期間究竟發生了何事，當時沒有對外披露，只是法院後來以挪用公司資金罪和侵佔罪的名義將澳大利亞國籍的彭建東驅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東之外，沒有多少人對此深究和憤怒，也沒有多少人想到原野這類上市公司會在今後泛濫成災。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證券公司
進入上交所後，我的主要工作是擔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專刊》的記者，顧名思義，這是交易所辦的一份報紙。中國的許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說」，悄悄地幹完，等大家發現，「生米已煮成熟飯」。國家對待交易所的態度也一樣，不準主流媒體播報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場化的，沒有公開的信息，這個市場一定會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辦報，向廣大投資者進行市場推廣。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報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會員單位1990年時僅有26家，其中以信託投資公司為主，佔了14家，證券公司僅有6家，還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兩天調研完5家信用社營業部的經歷）。上海的證券公司主要有3家——萬國證券公司、申銀證券公司和海通證券公司。申銀證券背後的銀行是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海通證券公司屬於交通銀行體系，萬國證券則是一家股權較為分散的公司。萬國和申銀等證券公司原始資本的積累離不開對國庫券的套利。當時，中國各地市場因投資者市場意識不同，國庫券價格差異很大，把黑龍江的80多元國庫券弄到上海，就能賣到100多元。但當時沒有什麼電子化交易，國庫券全是實物券，面額最大的才10元，2,000多萬元的國庫券總得需要裝十幾個麻袋、十幾個箱子，租一節火車皮，配上多名經濟警察和槍支押運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個體投資者也在做同樣的事，有個叫楊百萬的人就是這樣發家的。中國證券公司的經營水平一直不高，行為與一個散戶或暴發戶沒有什麼兩樣，命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另外，當時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對稱的信息優勢乃至違法獲得先機來牟取暴利。萬國證券的總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串門，看到了1988年國庫券准備在一個星期以後上市的內部文件，趕緊以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斬獲。萬國證券的行動引來了其他證券公司的跟風，最後皆大歡喜。
很多年來，中國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個謎，原因是為了操縱股市、提高認購和配售新股中獎率等原因，個人或投資機構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證，然後開戶，俗稱為「拖拉機」，結果把中國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個月中，我很幸運地見到了幾乎所有的上海股民（佔了當時10萬中國股民的絕大部分）。上交所為了無紙化交易，也為了消滅黑市，要求投資者本人必須來浦江飯店換取新的股票賬戶。交易所所有員工從下午到深夜12時加班加點工作，我的崗位是最後將賬戶遞給客戶。整整3個月，拿著小喇叭喊號的我看到了無數張臉，那是很真實的事情，不似後來，市場變得越來越玄虛了。
(三)市場的狂亂與挫折(「810」事件)、中國證監會的設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飯店門外站著不少投資者，他們在議論著該不該買股票和買什麼股票，我記得自己站在他們中間，太陽曬得有點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經沒什麼可以議論的了，因為市場每天單邊上場，而且都漲停在0.5%的漲停板上。由於普遍惜售，像鳳凰化工從前周成交的6,280股縮小到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漲不是個辦法，上交所在9月30日開始以成交量調控股價，如果當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當天就不漲。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會有人作出些「貢獻」，湊足成交量，然後股價繼續向上。於是，出現了世界股市上難得一見的奇觀，證券公司每天聚滿人群，看著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幾股或十幾股的成交量，最後積累成功，延中實業2,800股，真空電子1,500股，大飛樂400股，愛使電子85股，申華電工110股，小飛樂65股，豫園商場40股，鳳凰化工2,140股，股價上漲，大家欣喜若狂，一齊鼓掌。它之所以給我們印象如此深刻，是因為以後的中國股市一直被「擴容」壓力所困擾，也就是說，發行的股票總是多於市場中的資金，不會出現在股市中買不到股票的現象。但是，這個奇觀還是預示了以後中國股市的宿命——荒誕的政策不斷地扭曲市場，市場又時不時作出離奇極端的反應，讓政策制定者惱羞成怒或焦慮萬分，用更離奇的政策來束縛或刺激市場，然後市場奄奄一息或亢奮異常，接著政策又……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不難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後才出現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興業房產。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一直不願意讓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應求。
那時的深圳市場又是另一番景象，深發展的擴股遭到股民的反對，1991年8月11日其股價曾狂跌41.6%，在證券公司前的一名婦女目睹此景當場暈倒。9月6日，深指已從全年最高點136.9點跌至最低點45.6點。當地政府一邊實施2億元資金秘密救市行動，一邊採取取消漲跌停等多種市場化方法，終於使市場反轉。
1992年年初，***南巡講話，提到了上海作為改革開放龍頭的重要性，也具體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為中國股市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氛圍（當然，***的肯定是辯證的和謹慎的，一方面講要大膽試，又說搞得不好就關）。3月，原來的上海市市委書記、上交所的創建者，當時已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公開稱贊深圳市場比上海成功的報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總經理尉文淵。他越過主管單位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領導申請全面放開上海市場的股價，讓市場自己說話，終於形成了股價天天小漲、最後變暴漲的局面。例如豫園商城的股價就從800多元/股上漲至10,500元/股(10年後，一些中國股市投資者高喊要創造第一個百元股的奇跡，卻未考慮到豫園商城早就是萬元股了。即使將百元1股拆細至1元1股，豫園商城也是中國第一個百元股票)。
深圳臨近亞洲金融重鎮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廣東又得改革之先機，要比當時正欲改革起飛的上海，在市場意識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幾年之內是很難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當年發行5億股公眾股，發售500萬張抽簽表，中簽率為10%，每張抽簽表可以購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場的寵兒，如何公平公正地發行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兒。由於每張身份證可花100元買一張抽簽表，不僅全國各地大量的身份證寄往深圳，據說上百萬外地人湧入了這個常住人口只有60萬的城市，各售表機構門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隊。到了8月9日早上，排隊人數可能已達100萬，當天晚上9時，500萬張抽簽表售完。未獲得抽簽表的人群目睹了種種不公正和fb行為後湧向市政府。午夜12時後，警察與示威者發生沖突，到處是石塊、汽水瓶、催淚瓦斯、水炮、電棍，汽車、商店被燒被砸，混戰持續了4個小時。事後調查，至少有10萬張以上的抽簽表被內部藏留私買，涉及金融系統幹部職工4,000多人。
盡管事後朱基副總理認定「8.10」事件是「一次技術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長鄭良玉曾在公眾面前泣不成聲，他12月16日轉任江西省副省長。隨後，市委書記李灝被調回北京。
「8.10」事件觸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線。中國***人深知金融穩定事關政權安危，1948年舊上海金融市場的崩潰正是國民黨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場不能影響社會和政局的穩定，否則的話就必須關門。作為金融市場最活躍又最不穩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這點，誰都沒有把握。上交所開業時，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就對尉文淵說:「半年內不出問題就是勝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麼的不確定。
因為「810」事件，深圳市場是夠得上「關門」條件的，盡管深圳市場沒有關門，卻從此元氣大傷，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與上海競爭。「8.10」事件也引發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卻沒有讓上交所循規蹈矩，他們反而趁著上海的改革開放大肆發展，直至1995年的「327」國債期貨事件，才讓上交所領略了什麼叫「關門」。
「8.10」事件還有一個得益者是中國證監會，地方上的混亂給了北京集權的理由，於是，證監會於當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場營運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國股市的量化指標是上證指數(上證指數以1990年12月19日為100點)，它的最初發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點報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點。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開股價，上證指數從前一天的623點沖到1,334點，並在5月26日達到全年最高點1,429點。但由於這一年有30多隻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長了3.88倍，對投資者的心理沖擊和資金面壓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點，出現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彈，在當年年底，上證指數收在780點上。
與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額的幾十倍地放大，股票總成交金額247億元，比1991年增長了近30倍，市價總值558.4億元，增長了317.98倍。上交所的會員單位也達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場內的席位也從最初的25個擴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個，到1994年則擴大到了3,000多個。
在這個擴張過程中，出現過上海市場交易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即營業部太少，投資者沒有「跑道」可以買進賣出。為了獲得營業部限量發放委託單，投資者開始通宵達旦地排隊(讓人感嘆的是，十幾年後的上海房市泡沫時，又讓我們看到了同樣的場景)。於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場」——文化廣場中搞了一個超大型的證券營業部，100多家證券公司營業部在那兒設立臨時拒台，接受股民的委託。有些緊張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開門時，沒想到竟來了4萬人，有關方面准備不足，只得臨時關閉。6月9日，它才開始順利運行，半年後的12月，這個違反規定開設的證券經營場所才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這座位於過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國梧桐的陝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廣場」，後來成了鮮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將它和大型股票委託展銷會聯系在一起，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絕，可它確實充滿了早期的市場精神，是不「規范」的早期中國股市的象徵。
比起文化廣場股票委託點形式上的不規范，影響到中國股市長遠發展或者說讓中國股市受到不良「路徑依賴」的，是看似規范和名曰「規范意識」的文件和規定，它們非常在意股東與國家的關系，而不是從股東的權利來界定股票類型，從而衍生出許多看來富有「創造性」，但最終卻被證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為市場發展障礙的東西。比如「國家股」、「法人股」與「個人股」，就是一些當時就有點矛盾、今天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險公司和投資公司從市場中直接買來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為什麼它們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亂，直接導致了中國股市的結構性缺陷，股票被人為地劃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當年的不流通，緣自於對所有制意識形態的考慮，不能讓民間力量「私有化」公有企業，但由於「法人股」與「不流通股」劃上了等號，結果後來很多民營企業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稱為「法人股」或「國家股」，就可以想辦法變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沒有「法人股」這個概念的，只有所謂的「單位股」，這在上海市場的「老八股」當年的報表中出現過，後來有許多就化為流通股了，否則今天北大方正(當年的「延中實業」)和華晨集團(當年的「申華電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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